胡适在1935年写文章纪念五四运动，说“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慨叹人们都把“五四”精神忘记了，胡适在文章中特别强调“五四”精神中的个人自由、思想解放和非狭义的民族主义。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强调“五四”精神就是要知识分子的改造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1939年之后，一直到1979年，就是一直沿着毛泽东这个讲话的这条思路来讲“五四”的。1979年又开始提出民主与科学，后来又强调爱国，作为“五四”的精神。“五四”70周年纪念的时候，强调的是民主、自由、科学，但是到了“五四”80周年的时候，又只强调爱国主义是“五四”的最主要的精神。可以看出，不同的时代对“五四”就有不同的阐释。所以，“五四”的解释史本身就是值得人们反思的。
不管怎样，现在我们能提“五四”精神是民主与科学，还是一个进步。有人讲到现在对科学的高誉，其实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谈科学，是从1978年以后。在1978年以前，尤其在“文革”中，“知识越多越反动”，一些科学家被劳改，不许谈科学。因为谈科学，就是反对当时的很多做法，比如对“大跃进”，很多科学家是反对的。大家知道，我们批判过爱因斯坦，说他是唯心主义的。德国在希特勒时代，也批判过爱因斯坦相对论，说那是犹太人的科学。我们在“文革”中说，科学也有阶级性，那么在纳粹那里，就是科学也有人种性。所以，在专制时期，连科学也是没有合法的存在权利的。我们研究历史，不要仅仅看到现在科学被抬得太高，还是要放到历史中去看。中国的思想解放可以说从1978年科学大会那时开始。现在的孩子可能无法理解，怎么1978年科学大会会造成那么大的思想解放？因为现在科学已经被强调到一个神圣的位置了，而在过去曾经连科学都是受压制的。
“五四”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民主、科学、自由、启蒙是它的主题，但是现在“五四”精神处在前后夹击之中，既受到认为传统的一切都好这种前现代的批评，又受到认同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人的批评，认为启蒙已经过时，现在需要的是解构启蒙，这两者就联合起来分析、批判、解构启蒙。实际上，高张“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先锋们对近代中国屡陷困境深入反思后得出的洞见，是诊治中国的对症之药石。
举一点来说，现在都强调爱国，说“五四”精神是爱国精神。的确，“五四”确实是爱国的，但是要说明“五四”的爱国是什么样的爱国。陈独秀明确讲到“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高一涵从契约论的观点认为，不是国家授权利与人民，而是人民授权利与国家，因此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力，人民对于国家亦有权力；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亦有义务。我们中国传统认为国家是一种伦理，认为国家是个人民众之上的、类似于父母甚至比父母还要伟大的一种伦理，个人必须忠于国家。“五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中国传统的伦理的爱国观变成现代的契约论的爱国观，这是“非锁国”的爱国精神，这一点在“五四”时期有大量的论述。这也是我们现在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尤其是在当下，更有益于我们谈爱国，培养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爱国应该是非盲目排外的。特别是现在一哄而起的“文革”遗风还很有基础的时候，更需要好好对待“五四”精神的推广工作。

原载九三学社主办的《民主与科学》杂志2008年第3期)

五柳村2008年7月3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