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05日侨报（纽约）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9月初在一次会议上谈到近代科学为什么没在中国萌芽时说，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人类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对近代科学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他指出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时，牛顿还没有诞生，可惜那译本在200多年间并没在中国发生应有的影响，所以推演法没在中国生根。他认为近代科学没在中国生根有4个原因，其中之一是《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没有发展出规律化的推演式思维方式，影响到近代科学没在中国萌芽。此言使得中国《易经》专家纷纷出来反驳，或说，算挂就是靠推演，是“一种广义的推演”，怎么说没有推演？或说希腊有一大堆演绎法，怎么没出现牛顿？

其实杨振宁说的是“规律化的”推理思维方式，不是指抽签算命之类的“推演”，而是科学最基础的数理逻辑的推演思维。即使人们要把《易经》当成一种形式系统来看待，它至少不是科学的逻辑推演系统，而且相信了《易经》的那种算挂术，的确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采取一种跟近代科学的逻辑很难相容的思维方式，自然不利于科学萌芽发展。规律化的推演式思维能带来近代科学的创新发明，是得到科学现实和历史的证明的。少数使用推演式思维的科学家读《易经》也许可能通过联想得到某种灵感，例如心理学家荣格，但不懂推演式思维而用《易经》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士里面却没出过大科学家。《易经》也从来没能“逻辑地”推演出近代科学的任何基础理论，它无法直接作科学的预测并接受严格的科学检证，无法带来重大的技术创新与制造，无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对抗国家的灾难。

当然，希腊没出现牛顿。但西西里出了一个阿基米德，他12岁时欧几里德才去世。4年前刚发现的10世纪抄本的阿基米德《浮体论》一书，书中有着现代微积分的根基，也有引力论。他用“穷尽法”求面积或体积的方式，直到2000年之后才为牛顿和莱布尼兹所“重新”发明。假若嗜杀的罗马士兵没杀害阿基米德，让他和他的学生继续研究，谁知道希腊会不会出现一个“牛顿”？假若会的话，那意味着好战的欧洲可能在2000年前失去了一次创造“近代”科学的机会。

这可能性应让华裔更惊心。首先，希腊对于几何的爱好之普遍，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柏拉图书院门上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中国古代的几何研究从未达到欧几里德《几何原本》那样的设理化，系统化水平。是否《易经》的思维方式阻碍了民族的近代科学发展，这问题值得严肃面对。

《几何原本》的推演式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的基础。在思维方式不同的社会里，社会或知识界整体思维方式的变化向来不会突然发生。徐光启1607年译成《几何原本》前六卷，虽然不是没有影响，但无论对于知识界或社会都未带来普遍的影响。从《易经》的思维方式到《几何原本》的推演思维方式，再到近代科学的萌芽，需要很大的刺激和变革。

从另一方面说，《几何原本》的推演思维方式，并不必然担保近代科学的萌芽。目前有两个主要的文化在探讨自己社会中近代科技萌芽比欧洲迟缓的问题。一个是中华文化，另一个是伊斯兰文化。若说在中国直到1607年徐光启才让中国人首次接触《几何原本》的话，那么，阿拉伯人哈济贾济远在8世纪就把《几何原本》翻译成阿拉伯文，从那时直到14世纪的600年里，很多阿拉伯数学家研究了《几何原本》。阿拉伯世界约有1000年以上时间研究学习《几何原本》，但并没出现“阿拉伯的牛顿”，阿拉伯世界也没有近代科学的萌芽。

直到1570年，也就是牛顿诞生前72年时，毕林斯利的第一本英文版《几何原本》才问世。他比徐光启的翻译仅仅早了36年。当然，当时欧洲科学家会拉丁文，而在12世纪初《几何原本》已经从阿拉伯文本译为拉丁文本。英国人学习《几何原本》不会超过400年。阿拉伯世界近代科学落後后的事实让人猜测，若拿阿拉伯世界跟英国作比较研究，再来比较中国的问题，或应能找到中国近代科学未能萌芽的原因。

主要问题可能在于知识界是否让推演式思维主导对科学真理的追求。

英国跟阿拉伯世界都有着好战和相对富裕的特点，它们有利于科研。英国科学家17世纪对于武器和航海的研究显然刺激了科学的进步，例如牛顿对枪炮座力的研究跟他提出“反作用定律”是相关的。英国和阿拉伯世界对科技的研究也都受到宗教的影响或冲击。但在阿拉伯世界里，宗教思维对于科学的影响是主宰性的，科研是为了证明宗教教条正确而进行的工作，这种宗教思维方式至今仍在影响阿拉伯世界的科研。而在英国，科学家的研究是带着较强的求真欲望和好奇心进行的，个人经济收益的多少较少影响主要科学家的科研，那时宗教的束缚正要被打破。英国跟阿拉伯世界的明显差异说明，主导知识界的思维方式重大影响了近代科学的萌芽。

《几何原本》式的规律化、系统化的推演思维，在实质上是科学推演思维的基础。这也许就是科学家无法靠《易经》式的思维来进行现代科研的原因。杨振宁对易经影响思维方式的批评值得重视科学真理的人们思考。他的批评的现实的意义在于他在鼓励知识界的推演式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