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国新左派”

郭宇宽

要承认在07年末以前，无论怎么装出一幅公允的样子，我都很难掩饰住对在中国大陆遇到的“新左派”的反感。按理说我对社会宏大问题的思考，都是从新闻工作的直接观察的困惑而来，不是学院体制下什么学派（school）培养出来的人物,不该有什么门派之见。不过几次邂逅总让人有倒胃口的感觉，中国的新左派们端出的东西，就像一道烹饪色泽精美，但是材质已经腐败的海鲜，远看也是一道高档菜，但根本无法消化，如果你不巧咽下肚子，而自己的免疫能力还在起作用，就难免给搞得上吐下泻。甚至我在认识了一些“中国新左派”之后，我回过头来觉得那些梗着脖子的老左派还更可爱一些，我见过有上了年龄的中国左人跟我辩论，斯大林是多么伟大，文革是多么伟大，反右是是多么光荣正确，就象我见到印度的一些非常极端毛分子，即使从我的角度认为他们很荒唐，我也觉得他们的真诚是值得尊重的，他们的逻辑尽管粗糙，但在他们的话语里毕竟可以自圆其说，即使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也有被展示和认识的价值。而且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他们的存在可以起到平衡的作用。

而那些中国新左派的圆滑、暧昧、八面玲珑，想搞清楚他们的思想实质是什么本身就是非常让人头大的思考历程。我有一个习惯，越是和我观点不一样的人，我越是有好奇心，想和他们交朋友，这大概和异性相吸是一个道理，如果一段时间遇到的都是和我观念一样的人，我会觉得焦虑和枯燥。我一直认为那些和我观点不一样的人，才能修正我认知的盲点，给我带来启发，但唯独中国新左派们让我彻底失望了。如果你想了解中国新左派的逻辑，网上能看到一篇秦晖跟汪晖、温铁军的谈话，可以比较全面的展现中国新左派的逻辑，那就是压根儿没有逻辑。

老左派还能以一贯之，一左到底，而中国新左派对中国的具体真问题，总是绕着圈子说话，根本不能逻辑贯穿的讨论一个问题。在秦晖跟汪晖、温铁军的讨论中，秦晖是阵地战，想把一个个问题讨论清楚，汪晖、温铁军是游击战和蘑菇战，战术是“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汪温提出一个问题，秦晖把它讲得比较透彻，汪温就回避岔开话题，温铁军偶尔会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试图跟秦晖打阵地战，但学养上不是对手，秦晖一个冲锋就给冲得七零八落，汪晖则更老道一些，从不和秦晖正面交锋，过一会儿，等秦晖谈到其他问题了，他俩儿又绕回来，还是那套逻辑。你跟他讨论文化，他就跟你说经济；你跟他讨论经济，他就跟你说环保；你跟他讨论环保，他就跟你说政治；你跟他讨论政治；他又跟你绕回来说文化。秦晖感慨得不错：“那篇《南山纪要》是很不错，可是如果我来写一篇《北山纪要：为什幺我们要谈宪政？》，有人就会说：不能谈宪政，搞宪政就没有强国家，没有强国家就没有工业化！这是西方阴谋！好吧，既然你那幺爱好工业化，我也无话可说。可是那人马上又指责说：为什幺你鼓吹工业化？你破坏生态！这也是西方阴谋！我们要谈生态！哎呀呀，反正你常有理，我只能甘拜下风了。”我看那次谈话里的秦晖真是可怜到极点，讨论坚持下来居然他老人家自己神智没有错乱，简直是个奇迹。

不过尽管我已经发展到听见中国新左派言论就产生生理抗拒反应的地步，但不得不承认，他们也很有自己的一批粉丝，这在我看来是由于他们有一招一般人很难学会的必杀技，我管那叫“大愚若智”。 “大愚若智”的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需要长期的修炼才能做到。出场先得先声夺人，嘴里经常不经意地掉出几个普通中国人不大熟悉的外国名词和人名儿，什么意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显出博学把大家镇住，而且暗示，别小瞧咱们，咱们国际上都是有大哥的，在大家目瞪口呆之际，煞有介事地问出几个倍儿深刻倍儿忧郁的问题：“难道民主就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么？”；“难道中国可以照搬美国的发展模式么？”；“难道中国不应该探索自己的道路么？”。。。。。如果你跳出来一想，这种问题纯属圈套，预设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话语假想敌。到底问谁呢？有谁说过“民主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中国要照搬美国发展模式”。。。。。而你要是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就像范伟遇上赵本山买拐那样彻底被忽悠了。而且这些“中国新左派”更绝的是心理素质超级好，能不断车轱辘似的反复问这些一些让思维正常的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因为我不想以诛心之论推测这些人是别有用心，所以唯一的解释是他们缺少逻辑思维训练，不得以在中国思想舞台上扮演了“大愚若智”的角色。我曾经一度以为新左派都是一群这样人，后来接触了更广泛的学术资源，才明白“大愚若智”的适用范围基本上只是“中国新左派”。我过去因为对“中国新左派”的反感，而对整个全球范围内的左翼思潮产生偏见，绝对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中国新左派”本身就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少有其匹的东西，比如法国那个极右翼勒庞提出竞选纲领，主张法国农产品优先的农业政策、实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重建军队、拒绝美国人提出的“新世界秩序”、保留法国在海外领土的主权。。。。，除了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在中国不完全具有可比性，他那些政策，放在中国一定会被当作“新左派”。我在中国常被当作右翼，甚至一个朋友将我称作激进右派“radical rightist”,前一段时间我在印度参加一个全球化问题的论坛，我做了一个主题发言是关于经济开发区和失地农民。组办者自豪地说我们这是一次全球左翼知识分子骨干的盛会，我环顾左右，大家都面有得色，只有来自大陆的我手足无措，我什么时候成了左派？在他们看来关心失地农民的一定是左派了，可在中国，这些人常常被称作右派，这种传统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压低农产品价格，统购统销，其实就是强买强卖，以剪刀差的形式掠夺农村和农民，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这是作派，为农民说话，建议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梁漱溟被扣上的帽子反倒是“右派”。而更让我有时空穿梭之感的是，在中国我见到“中国新左派”就头大，但只要一走出中国大陆国门，我常常和世界上偏左的知识分子有较多共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