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启动的30周年。报刊和网络上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应该怎样从总体上看待改革开放的性质？官方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毛派则贬斥为“资本主义复辟”。我认为，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全过程来加以衡量，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民主革命的继续。所谓民主革命，就是以民主取代专制的革命，消灭专制制度，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社会自由化。这个革命我们现在远没有完成。

（一）    中国现在还处在民主革命的时代

回顾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从十九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算起，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了。贯穿这个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主要斗争是在民主力量和专制力量之间展开的。在这个矛盾与斗争中，交织着民主的胜利与专制的反扑。由于两者力量悬殊——封建专制主义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民主主义理念却刚由西方传入中国，所以，最后总是专制压倒了民主：戊戌维新只维持了一百天，便被慈禧太后淹没在血泊之中；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取，热中于宪政的宋教仁惨遭暗杀；北伐战争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希望，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却造成了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专制压倒民主的历史又有了新的记录。新政权的建立，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它意味着一个民主主义新阶段的到来。当时，在经济上是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都具有合法的地位；在政治上，《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在政府机构里，约有半数领导职务是由非党人士担任的；在文化领域，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社会安定，很多地方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民有一定的自由度。这是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架构，但它并不是民主革命的结束，只是为完成民主革命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逐步铲除专制主义的遗存，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社会自由化。但是，在民主主义的表象下也隐藏着危机：暴力革命的历史背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以及“不施仁政”、“独裁”、“一边倒”的宣示，等等，都潜伏着专制主义复辟的可能性。1953年，这种可能性终于成为事实，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基本完成“三大改造”后，又在1957年发动反右派运动，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才完成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通过这个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类似于苏联的新专制主义社会。它在经济上垄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文化上舆论一律，定于一尊，在社会领域剥夺了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这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分明是全面垄断的封建专制主义。专制主义革了民主主义的命，专制再一次地压倒了民主，中国从民主主义退回到了专制主义，中国人民依然面临着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任务，我们还处在民主革命的时代。

（二）    改革开放是民主革命的继续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前，中国社会曾经经历两次反专制反独裁的民主运动：被称为反右派运动的五七民主运动和为悼念周总理而开展起来的四五民主运动。这两次民主运动表明，即使是在专制极权的高压统治下，争取民主自由的火焰，在民间仍然没有熄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的粉碎，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大家反思的中心，集中在怎样接受文革的教训，摆脱极权专制上。这就自然引起民主的发动，于是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表现为官方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民间的以“西单墙”为代表的民主论坛。前者的主要作用在于铲除个人迷信，克服奴隶主义，因而带有一定的民主性；后者则是直接批判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专政，提出了明确的民主要求，比前者更具民主的彻底性。受民间舆论的影响，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上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和专制制度，以致引起了专制制度维护者的恐慌。他们认为当时的形势比1957年“右派进攻”还要严重得多，于是便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压制了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结果，理论务虚会的第二阶段草草收场，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的民主论坛遭到取缔。这两条战线的民主进程被专制势力所阻扼，专制压倒了民主。但是，民主运动已经造成的巨大影响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它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且使八十年代成为建国以来最为自由民主的时期。

长期以来，官方舆论都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说成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使改革开放有了最基本的前提。但是它并不是改革开放的起点，真正的起点是安徽凤阳县农民1978年的包产到户，后来被称为“联产计酬责任制”。这个大胆的行动，打破了人民公社农奴制的垄断体制，突破了专制制度在农村的经济基础，形成了星火燎原的民主革命形势。结果是农村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不但生产发展了，而且释放了一部分农业劳动力，积累了一些资金，于是有了小商贩、小摊贩、小手工业者。一个最原始的初级市场形成了，它是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挑战。相对于人民公社的垄断经济，自由的个体经济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今天已经占领全国经济的半壁江山的民有经济，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与民间推动的民主改革相呼应，官方的民主力量也在稳步地迈开改革的步伐。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文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立经济特区，打开了对外贸易和外资进入的窗口。正是有了民间和官方两支改革力量的合力推动，才形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好局面。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同时也意味着改革被纳入官方的轨道，官方掌握着改革的主动权。

经济体制改革是民主革命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它打破了垄断性专制性的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突破了专制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但由于官方牢牢掌握着改革的主动权，改革的发展呈现出非常复杂、非常曲折的趋势。

官方不是铁板一块，它是民主和专制的混合体，在官僚群体中，既有倾向于民主的力量，也有坚持专制的力量；甚至就是在某些个人的身上，也同时存在着民主和专制的两面性。就整体来说，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僚特权阶级是为巩固专制制度服务的，具有维护专制制度的自然特性。但是，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打击，使他们意识到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因而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改革。他们曾经是20世纪上半期的民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多少还有一定的民主观念，这是他们能够接受并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但是，他们毕竟是专制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必然要维持专制制度。他们支持与推动改革，只能是以不损害专制制度和自身利益、甚至可以获得更多利益为前提，这就是他们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而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同时，在民主与专制的矛盾尚不突出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支持民主改革，而当两者的矛盾尖锐化时，他们的态度必然向专制倾斜，抑制民主。这个特点，典型地表现在邓小平的身上。邓小平是一个兼有民主性和专制性的人，他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积极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主张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南巡讲话等等，表现了他的民主性。特别是当反改革的专制势力利用八九镇压的时机提出反和平演变的口号，企图扑杀民有经济，改革面临危机的时候，他果敢地外出南巡，鼓吹改革，甚至发出“谁不改革就下台”的威胁，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当改革的进展或民主的呼求触犯了专制制度的根本利益时，他便转而扼杀民主。如：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推倒胡耀邦，六四开枪，把赵紫阳赶下台，等等，都是他的专制性的反映。他一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却又一再地放弃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他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摇摆而终于选择专制的表现。

改革是一个整体性的革命工程，需要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协调展开，均衡发展。但官僚特权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只选择经济体制改革，而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当经济领域的民主革命不断突破垄断，高歌猛进时，专制的政治制度却把它引上了邪路。这是因为，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赋予官员以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生产发展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增长，为他们以权谋私开辟了更多的机会。他们或是进行权钱交换，或是鲸吞国有资产，或是恃权走私，或是巧取豪夺，总之是千方百计地侵吞社会财富，迅速致富，使社会陷入两极分化的严重境地。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专制势力掠夺了民主革命的成果，民主革命面临着新的危机。

（三）    民主革命的危机和展望

当前民主革命的危机，表现为专制力量不仅保持着对政治、文化、社会三大领域的垄断，拒绝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且固守着经济领域的垄断阵地，抵制民有经济进入；同时，现有的经济改革成果却源源不绝地流入权贵的口袋。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民有企业向垄断领域进军。但由于垄断势力的抵制，至今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展。民有经济虽然已经有很大发展，但在官府的多方盘剥下，步履艰难。在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所带来的优越性，早已发挥殆尽，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商品市场依然是残缺的，不完整的。总起来看，以改革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只对经济领域的垄断有所突破，民有经济奄有半壁江山；其他领域依然专制如故，垄断如故。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面临的民主革命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这个任务包括：1、继续完成经济体制改革，解除束缚民有经济发展的绳索，把垄断经济转化为自由市场经济，让商品市场占有全部经济领域。2、建立政务公示制度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行党政分开，共产党和国家权力划清界限；有步骤地扩大普选制，由下而上地推行官员民选；本着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进而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或两党制。3、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废除执政党统管文化意识形态的不良传统，开放报禁，实现新闻出版自由；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4、发育公民社会，加强公民教育，提高公民素质；兑现宪法规定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项自由权利；取消社会团体的挂靠、登记制度；建立农会，割断工、青、妇、文等群众团体与党和政府的血缘联系；一切社会团体，都应当奉行章程自定、干部自选、活动自主、经费自筹的“四自原则”。总之，民主革命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社会自由化。完成这个“四化”，就意味着反专制、反垄断的民主革命的完成。

改革30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这个四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民主化。阻挠民有经济向垄断领域进军的，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拒绝开放报禁的，抑制公民社会发育的，归根到底，都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目前全社会的所有黑暗的腐败的现象，都是它直接间接地造成的恶果。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现阶段深化改革的关键。

改革政治体制，首先要遭遇到专制势力的反对与抗拒。体制内民主与专制的力量对比悬殊，是多年以来未能开展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所以，目前急需发动民间的力量，促进体制内的民主力量发展壮大。体制内外民主力量的结合与合作，将成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

民间蕴藏着巨大的民主潜力。从1985年的记念“九一八”，1986年的“自由化”高潮到1989年的民主运动，显示了以学生为主的爱国民主力量。八九镇压摧毁了积累多年的民主资源，民主运动趋于沉寂，但知识界争取民主的努力却没有停止，透过文化专制主义的过滤，在一些报刊书籍上，不断出现知识界关于民主的呼求。进入新世纪后，有三股力量逐渐汇成民间的民主潜流：一是互联网的普及，已成为民间宣传自由民主的重要园地；二是《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的文章，有些构成了对专制制度的直接批判与间接威胁；三是由于文化管制而不得不拿到香港出版的许多书籍，在民间以盗版复印的方式大量流传。这三种民主发动的形式，为人们提供了揭示真相、探讨真理、总结经验教训、寻求救国之道的条件，在民间酝酿着新的民主运动。我在年初写的《2007：喜见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里，简要地介绍了在知识理论界、企业界、农民、青年学生中涌动的民主潜流。他们的思想观点的传布，是现阶段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蒙运动、维权运动和改革开放，构成为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三大形式。如果说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主体的话，那么，启蒙运动和维权运动便是它的两翼。改革的主动权操在官方手里，启蒙运动和维权运动却是民间发动的。启蒙的对象是全体公民，当然也包括当权者，要启发他们从专制主义的蒙昧里解放出来；维权运动则以专制体制内滥用权力的贪官恶吏为对象，它直接冲击着专制制度本身。启蒙运动和维权运动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们是否能够推动改革的进展，是否能够推动掌握着改革主动权的执政者把改革进行到底。

改革是新世纪我国民主革命最基本的形式，它是和平的、非暴力的革命形式。相对于暴力革命而言，改革可以使我们用较少的代价去换取胜利。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暴力革命虽然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夺取胜利，但流血牺牲的损失太大，而且往往会带来传统旧势力的复辟，带来新的专制和独裁。因此，暴力革命不应当是我们的选择。但是，民主革命究竟采取什么形式，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从近几年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的发展趋势来看，各地经常出现贪官恶吏对维权群众的残酷镇压，矛盾十分尖锐，形势十分紧张。遍布全国的这些星星之火，如果形成燎原之势，那将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暴力革命，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这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前景。

要避免这个前景，就应当大力宣扬宽容的精神，在官民之间建立起和解的桥梁。首先官方要有勇气、有决心以和解的态度对待长期积累下来的冤假错案，该承担责任的就承担责任，该道歉的就道歉，该赔偿的就赔偿，消弭民间的积怨，化戾气为祥和。这样，才能为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创造顺利进展的条件。我衷心地希望执政者能够在和平与暴力两种革命形式之间，作出明智的抉择。

作为民间的普通公民，我们的社会责任是积极推进和平的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可能的情况下，参加启蒙运动和维权运动。我已经年届八十，不可能看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社会自由化的实现，但这个远景还是非常有力地吸引着我，我愿意和在座的朋友们一起，共同努力，为推进民主革命，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2008年3月29日在三味书屋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讲座上的讲演，讲演中的一些具体材料从略）
五柳村2008年4月13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