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学书，甚不解秦末指鹿为马之事，惊诧古人为何如此孱弱；这可能种下了我不识抬举的祸根。因命贱苟活的这几十年，什么亩产稻米十三万斤啦（还是我广西的特创），麻雀是害虫吃了我们人民的粮食啦，什么人是“永远健康”的啦，什么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是“革命旗手”啦，“清官比贪官更坏啦”……一直到1976年4月5日，一百多万的人民被当时执政者说成“约十万人被裹胁而至”……哪一件不比指鹿为马更甚呢？唉，丹麦的安徒生不知是什么灵感让他写出了“皇帝的新衣”；可惜呀，洞若观火的事，咱们中国怎么就没有一个纯真的孩子出来呼喊呢！
    我是1954年秋，从广西转上海、天津（因长江洪水，京汉线已断）到达北京前门车站的，一下火车，醒目的“北京大学迎新站”，让我激动和亢奋。迎新的同学七手八脚就安顿好了我的车位（当时还是敞篷的货车），途经天安门时，有个略带广东口音轻轻回应我，“是，是的，是天安门。”当我从南校门进入北大校区时，一路的砖瓦杂木碎石，来到了七斋——我的宿舍，我莫名其妙地问：“北京大学就这个样子？”那位迎新的同学一边帮我安顿一边轻轻地说：“这个校园还是很美的。”
    数日后，我去十六斋回访他，我热情地告诉他未名湖的确很美，他淡淡地，勉强地笑笑。当我说自己是广西桂林人自我介绍时，他才断断续续地说是广东人，1952年入燕京大学，“是院系调整后并入北大的，我不是北大学生。”
    没想到我1954年入北大，入的是一个燕园！更没想到1954年入了北大，会在燕园生活了十年，十年来，朝夕相处，尽得未名湖之风韵情致，也略略了解了这个燕园的由来。
    我1954年由南校门入的北京大学，并非燕京大学的旧址。当时在这一片征来的土地上，多快好省地盖了15、16斋，1——8斋、25、26斋的学生宿舍，又盖了文史楼、生物楼、地学楼和一个大饭厅。生物楼、哲学楼紧挨着当年未名湖的围墙，筑了个墁坡，斩断了围墙，就是绕湖之小道了。我入学时，临湖轩之荷塘旁已新建了校卫生室和一个生物系的实验室，内还豢养着唁唁而吠的狗。已经不是旧燕京大学的原貌了。博雅塔（这是个供水的水塔，但飞檐高翘与湖水相映，处处入画入心）下，已堆上了不少煤渣。近看已不协调。绕湖的小道，因汽车碾压或许众多的行色匆忙的人的踩踏，芳草已不存，裸露出斑斑黄土，与低垂的古柳已不能互相映衬，倒有点像一个静女无故地受到残暴，被割伤面庞，那低垂的柳条像是秀鬓轻掩，使人感到湖水仿佛在幽咽低泣。未名湖畔的德、智、体美四斋，据说是燕京男生宿舍，现在已成了各种办公室；一、二、三、四院紫藤仍在缠绕，但已不再是当年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了；却成了外国留学生的公寓。这院中的花园，罗汉松下，已踩出纵横交错的泥路，小草哪经得住这番践踏……文化大革命时，“要彻底改造燕园”，听说还在未名湖边种菜施肥；而四院间的花园都改成生产的果园了，这却是我1978年返校“改正”亲见的。
    1978年返校补课，季羡林先生说到文革往事，“把办公楼前的几百年的海棠视为妖祟也砍了……”啊，1956年的春末，海棠绽放着轻柔丰润的雅香花朵；曾使我一下靠近了苏东坡居士，难怪他“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呢。四院墙边，长着高大的洋槐，夏天洁白芬芳的花儿，轻轻飘飘地洒在我们的书页里，文化大革命也都砍伐了；而未名湖畔的数百年的垂柳也只余残根，它的身旁颤颤地插着几枝柳条……
    一次与陈贻欣先生未名湖散步，得知这个所谓燕园，明朝亡后，是清朝某王爷的园子，清亡后是冯国璋的园子，后来要银子买位吧，才卖给了美国人……
    咱们中国最古老最权威的北京大学，为什么非占这燕园不可呢？又为什么，非得把一个办得好好的燕京大学，说成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废弃呢？是应该有、而且必须有其他的大学共存才能显出自己的权威，而不是假洋鬼子不准阿Q参加“柿油党”的办法，来突显自己的“尊荣”。
    因此我想，把燕园空出来，北大还是回到民主广场那里去——即使不是沙滩旧址，那么，北京大学才能办好！
    2006年2月于南宁

华炎卿，1935年生，广西南宁人。中文系54级。南宁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五柳村2008年3月2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