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编者的话：文章被禁止发表固然遗憾，被人篡改失去原意更是悲哀。幸有这互联网还有机会揭示真相。本文在五柳村发出一如原貌，未易一字。现链接在文中，还有北京青年报和工人日报上的文本也链接过来，以供有兴趣者比较研究。---2.26

我的年轻时的老友浩然走了，我写了一篇小文回忆与浩然五十多年交往中的一段谈话，这篇小文《我们正年轻---送别浩然》(五柳村未删改足本)发到我的民心网上，也发给了我的朋友们。工人日报的朋友韩三洲是个热心肠，他立即介绍给工人日报和北京青年报了。两天后，我见到了这两张发表我文章的报纸。文章都做了一些删改。我对照一下，很有意思。

北京青年报保留了我的文章内容，将题目改为《作家一浩然 “送别一惘然》；文章最后一段我的原文是：“浩然走了，在祖国走向青春，我们正年轻时走了。我们正经历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一个没有个人创作自由的年代最终要结束了。浩然如果不走，可以写更多的真实的《苍生》的命运吧。”

青年报的最后一段是：“我们经历了一个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的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一个没有个人创作自由的年代最终结束了。如果浩然不走，可以写更多的真实的《苍生》的命运吧。”

因为不说我们正年轻，最后也就不提祖国走向青春，这样前后对应；只是我写的是没有个人创作自由的年代最终要结束了，改成了“最终结束了”改得妙。这是对今天的肯定。而我这正是一种呼唤，因为读过这报纸的朋友来电话说：现在没有出版自由，限制很多，如反右啊文革啊，都不能出版，是禁区，能说你有了创作自由了吗？说我在美化现实哩。

有意思的是，工人日报却保留了我的呼唤(我们正年轻——送别浩然)，也就是说现在仍需要呼唤个人的创作自由；因为他用实际的删节验证了我呼唤的问题：这张报上便把我写有关反右及有关内容的一段全删掉了。

我的原稿，即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一段是：

“浩然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去计较任何东西，只在埋头苦干写作，把我们的理想寄托在作品中。我在农村见到的问题多了，有的干部就是地痞，欺压百姓，你照实写，谁给你发表？我呢写自己心中理想的干部形象，正面歌颂，这叫树红旗的写作方法。这就解决了既写了现实，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这是最大的幸福。不必管谁重视不重视，名不名的，都不要管它。我从1956年起，一天都不断地写，废品也不少，可那些情结到后来也会化成新的作品。

浩然说到政治上的成熟——世故，劝我不要太天真，把问题看得简单。说到让历史去证明你，就晚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树大会招风，也只有树大了，风才拔不动你！

浩然的树红旗写作法，解决了我的苦闷。你如真实写现实生活，在中国文坛很难找到报刊发表。从1957年，不，更早一点说，从批了胡风之后，就很难见到揭露性的作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本报内部消息》不都批个一塌糊涂？浩然之法是具有农民的机智聪明。因得“树红旗“写作真经，我的诗发表得越来越多。”

以上这些在工人日报上便全部删除了，只留下这么一段：

“浩然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去计较任何东西，只要埋头苦干写作，把我们的理想寄托在作品中。”

为什么要这样删除呢？因为这是不让说的历史，谁不让说呢？报纸自然知道精神。这个精神对吗？它是思想解放的精神吗？当然不是，是限制思想的规定。只有敢于突破上边的种种不科学的条条框框，才有思想的解放，社会才能进步，这才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必须建立在科学历史观的基础上，回避历史，不让人们知道历史真相，不让人回顾历史，总结历史教训，说要实现科学发展观，便只能是一句空话。

工人日报对我的文章这一句原样保留，就是说作家的个人创作自由在今天仍没有完全实现，看来编辑是有深深体会的了。

2008．2．26凌晨急就

五柳村2008年2月26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