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24日星岛环球网>>看中国>>译发了美国《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斗蟋蟀在北京年轻人中复活》，下面是全文：
斗蟋蟀在北京年轻人中复活
在中国第二届全国蟋蟀歌唱比赛开始之前，主持人向竞争者发出严厉警告：不要让蟋蟀吃药，违者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参加者在大盐瓶般的玻璃瓶子里排队。有些瓶子底部还有软垫，用来驱走2007年12月末的寒气，因为大家知道蟋蟀在寒冷的时候不会唱歌。裁判则挥舞着测量声音的仪器。
在蟋蟀的喧闹中，爱好者牛周（音译）表示，全世界有数十亿可以唱歌的蟋蟀，但只有一个帕瓦罗蒂。
在北京这座城市，蟋蟀受到非常好的待遇，最好的品种可能值数千美元。但这并不完全关乎钱。渴望欣赏古老而独特的传统文化的年轻北京人，重新发掘了蟋蟀。这里的爱好者还组织了斗蟋蟀的活动，而且蟋蟀歌唱大赛的发起者计划准备蟋蟀比美大赛。
参加活动的大部分是男的，他们对自己的业余爱好热情洋溢，因此他们的手机铃声也是蟋蟀鸣叫的声音。这些年轻的蟋蟀爱好者在互联网论坛上分享自己蟋蟀宝贝的照片。
29岁的李雪原（音译）表示，“斗蟋蟀已经变成一种风尚，在过去我们被告知应该只爱党爱国，不应该有业余爱好。现在人们喜欢蟋蟀，因为这是表达个性的一种方式。”在多数情况下，李雪原总是随身带着他的宠物蟋蟀。
中国养蟋蟀的传统可以追溯到7世纪的唐代，那时候这项活动是被宠坏的王爷们所喜爱的消遣。在1949年中国解放后，蟋蟀被视为腐朽阶级的玩物，这个传统近乎消失。
牛周说：“我祖父过去就养蟋蟀，但受共产主义教育的父亲则不赞成。他告诉我养蟋蟀会让我腐化。”
牛周和李雪原的形象并不符合人们对蟋蟀爱好者形象的印象。他们个子高，衣着体面，留着稍长的运动型发式。牛周身穿牛仔裤和皮制飞行夹克，这是为了更好地给蟋蟀保暖。
牛周养蟋蟀的灵感部分来自贝托鲁奇导演的电影《末代皇帝》，片中有年幼的溥仪皇帝玩蟋蟀的情节。牛周表示，同龄人对西方文化的沉迷让他感到厌烦。他想要一种明显中国化的爱好。他发现这种小虫子独特的声音和复杂的钳形下颌及快速震动的翅膀令人着迷。“想象一下，如果毕加索画过蟋蟀，那该有多酷？”
一只斗蟋蟀价格可以高达一万美元——因为它们可以从赌客手中赢钱。但这项活动成为消遣不仅仅是因为蟋蟀的价格。爱好者们希望投资蟋蟀的相关配件，这才是最有意思的。经营蟋蟀用品店的赵伯光（音译）表示，他的生意很好。
现代技术让斗蟋蟀变得更容易观看。肉眼难以看清的对手在大屏幕上被放大，人们可以欣赏蟋蟀下颌的力量和蟋蟀把对手扔出场地的优美姿势。（作者 巴巴拉?得明克）
古人记述有一蟋蟀方首斗金鸡的故事。故事说，准蟀方首战胜了强敌，正振翅有声，以鸣得意。忽有金鸡闻声而至，猛然啄之。方首机警，跳出盈尺。鸡再逐，见方首已在爪下。现者汗背，寻之不果。但见金鸡伸颈摇冠，咯咯乱叫，不能自已，方见方首已跃上鸡冠，力叮不释，迫使金鸡败北。这故事自然是夸张的，但却写出了蟋蟀不畏强敌的精神。难怪其优胜者常常赢得人们给予的“铁枪”、“无畏”，乃至“大将军”，“威猛将军”、“虫王”等雅号美称了。凡目睹过斗蟋者皆知，蟋蟀之勇猛精神，实不减于雄禽猛兽。
斗蟋在各种斗戏中兴起为晚，而其于东方文化之影响，却最大、最普遍。乃至古代有“蟋蟀宰相”、“蟋蟀皇帝”，而今又有“蟋蟀协会”，成为古往今来，从宫廷到民间，千百万人所雅好的游艺活动之一。此种活动，究竟始于何时呢？
万金一喙——斗蟋之戏源于唐
蟋蟀，引起古人的注意和观察是很早的。在两千五百年前经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就有《蟋蟀》之篇。人们已观察到秋季转凉，蟋蟀入堂的规律，留下了“蟋蟀在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类的诗句。汉初成书的《尔雅》，释“蟋蟀”为“蛬”，亦写作“蛩”，音琼。蛩，指蝗虫一类昆虫。蟋蟀似蝗而小，汉魏人又细分之，称之为“吟蛩”，即善于吟叫的小蝗虫。魏晋时代，则常称之为“促织”，亦称之为“趋织”。其音皆与今俗称之名“蛐蛐儿”相近。其得名，乃缘之于其鸣叫之声。从训诂学角度考虑，“促织”、“趋织”、“蛐蛐”，皆为同音转化而来。
从“蟋蟀”之得名可知，这小小昆虫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起初并非因其好斗，而是由于它那悦耳的音乐般的鸣声。这小虫的鸣声，在不同境遇的古人心中，往往引起不同的感受。妇女们听到它，就想到秋气转凉，仿佛虫声是在促其赶紧织布，缝制寒衣了。故古代幽州地方有谚曰：“趋织鸣，懒妇惊”。深宫佳丽、异乡游子听到它，则不禁会感到，其声如泣如诉，切切凄凄，若孤雁哀鸣，若幼鹿失群。杜甫就曾感叹地唱道：“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
人们何时始畜养蟋蟀以听其声，已难以稽考。今日可见之著述、可资考证者，最早者为五代人王仁裕著《开元天宝遗事》。书中有《金笼蟋蟀》条曰：“每至秋时，宫中妇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人们在玩赏蟋蟀过程中，终于发现两尾蟋蟀（即雄性者）具有好斗的特性，于是率先在宫禁中兴起斗蟋之戏。尔后，又发展成为赌博。宋人顾文荐《负曝杂录》中说：唐天宝间，长安人斗蟋成风，“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斗蟋之风，是否即始于此呢？顾氏又说：“其来远矣。”远到何时？他却未作详说。今天，也有些昆虫学家、文化史家，认为斗蟋蟀当始之于开元天宝以前，虽不见著述，于文献无征，也未必就没有。当时长安斗蟋之盛况，焉能在短期之内可以发展起来？因之可说，斗蟋迄今至少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了。
“蟋蟀宰相”——斗准专著见诸宋
南宋，在斗蟋史上是著名的时代。此时斗蟋蟀已不限于京师，也不限于贵族。市民，乃至僧尼也雅好此戏。相传天台人道济，即喜嗜酒肉的有名和尚济颠僧，也曾为其被誉称为“铁枪”的蟋蟀之死而伤悼，为之安葬，并作悼词、祭文，以为纪念。甚至，嗜蟋者死后，亦将畜蟋用具随葬。镇江南宋古墓就曾出土过蟋蟀过笼多只。当时文坛画场，以促织为题之作，连篇迭踊，盛况空前，足观一代之风尚。美国大地自然博物馆，藏有一幅儿童斗蟋情景的中国画，即南宋之遗物。www.
就在此时，出了位有名的“蟋蟀宰相”，即南宋将亡之际的权相贾似道。此人曾以右丞相之职领兵救鄂州（今湖北武昌），但他畏敌如虎，踌躇不前，私向蒙军统帅忽必烈求和，答应称臣纳币，尔后诈称败敌凯旋。从此专权多年，封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他不以军国为重，政无大小，都在其西湖葛岭的私宅裁决。襄阳被蒙军围攻数年，他隐题匿不报，又不派兵全力援救，却成天在葛岭私邱率闲堂与群妾踞地斗蟋蟀。其间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他听到竟然一点也不脸红。朝廷的腐败，最终导致了南宋小朝廷的崩溃。
贾似道作为一代权相，斗蟋蟀误国，落得个千古骂名。然而，他作为斗蟋爱好者，却总结经验，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专门著作——《促织经》，堪称中国昆虫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贾氏《促织经》原著今已不传，现在见到的是明人周履靖的续增本。全书洋洋万言，详细地介绍了捕捉、收买、喂养、斗胜、医伤、治病、繁殖等方法。“论斗”一节，有“促织三拗”之说。拗者，不顺常情也。三拗是：“赢叫输不叫，一也；雌上雄背，二也；过蜑有力，三也。”蜑，即精囊。过蜑，精囊肥大。其观察可谓细致入微。尤其对蟋蟀交配习性的发现，更是发前人所未发，颇足称述。在今天，对于昆虫学史的研究，亦不失为一份难得的史料。
“蟋蟀皇帝”——斗蟋文学名著见之于明清
明清两代历时五百四十三年，斗蟋之风经久不衰，尤以明宣德年间为盛。其时出了位酷好促织之戏的皇帝，岁岁有征，民不堪扰。皇帝曾教令苏州知府采办促织。“今所进促织数少，又多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每（们）……要一千个，……不要误了。”搜觅千头上好蟋蟀，谈何容易！一敕至府，健夫小儿，常“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至于溷厕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明袁宏道《畜促织》）。为进贡一头蟋蟀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可谓中国蟋蟀史上的“血泪篇”。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曾将这一血泪篇章写成一短篇小说，名《促织》。内容说的是明宣德年间，里胥奉上司之命向一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成名索要蟋蟀，成名到处捕捉不得。就在他惶惶不可终日，“忧闷欲死”之时，终于得到一头佳品，谁知刚刚到手，却被顽皮的儿子捏死了。儿子惧怕父亲责骂，投井自尽。虽被救起，却长眠不醒，其魂魄已化作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其父得之，献给皇帝，得了重赏。这段生生死死的故事，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堪称一着“蟋蟀佳作”。近人将此故事改编为电影上映，直题其名日“蟋蟀皇帝”，真乃画龙点睛，一语破的。
贾似道的《促织经》问世以后，明清两代有关蟋蟀的专著又相继出过多部。除前已提及的《促织经》和《畜促织》之外，还有明代刘侗著的《促织志》，清代更有金文锦的《促织经》，石莲的《蟋蟀秘要》，朱翠庭辑的《蟋蟀谱》，金六（音伊）厂删定的《促织经》和朱从延纂辑、林德垓、庄乐耕重订的《蚟孙鉴》等。汉代楚人称蟋蟀曰蚟孙。王孙或即蝗孙，这些著作，大都以贾似道的《促织经》为基础，增益而成。
近代，李文翀于1930年出版了《蟋蟀谱》一书，同年，李石孙、徐元礼等又编辑出版了一部集大成之作《蟋蟀谱》，全书十二卷，为盆图一卷，卷首一卷，谱十卷。此书卷帙虽繁，内容仍未突破前人窠臼，故亦可视为明清文献之余绪。
蟋蟀协会——“蟋蟀文化”的复起
纵观历史，北京斗蟋之风习，可谓源远流长，在明清文献中即屡见记述。明袁氏《畜促织》中说：“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贮以精瓷盆盂，赌斗角胜，有价值数十金者，为市易之。”
清朝的王公贵族，是在入关后才始嗜斗蟋之戏的。每年秋季，京师就架设起宽大的棚场，开局赌博。牵头的是织造府，因蟋蟀有促织之名，也就隶属于它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了，织造府为此发表告示规条，兴师动众，一时北京城成了以蟋蟀胜负而相角逐的一座赌城。
北京平民百姓的斗蟋，与之不同，多属游乐性质。据老人们回忆，早年规定以二十四罐为一桌，即一组。斗前先比较双方蟋蟀的体型大小，如同今日之拳击比赛，非同一等级的不相斗，大小相当的才能放入盆中一决雌雄。多数以月饼、花糕、水果为赌注，胜利一方的主人及围观者均可大饱口福，以求一乐。
笔者亲闻，就是在日伪侵占北京时期，北平庙会上都有出售蟋蟀的市场，摊贩少则几十，多则数百，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入秋来，京郊草丛废墟中，觅蟋者成群结伙，或为三五少年，或为两三白头，其兴致之浓，不亚于嗜猎垂钓。然而比起往昔，这情景只不过是斗蟋传统的残风余韵罢了。
斗蟋之戏，约源于唐，著于宋，而盛于明清。至近代，由于外敌入侵，内祸连绵，人民涂炭，自顾不及，何暇于蟋。故至1949年前夕，斗蟋之俗已渐近绝迹。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娱乐活动的多样化，民间斗蟋之风复起，上海已出现上万人参与的蟋蟀市场，天津等一些城市已建立起了蟋蟀协会，组织斗蟋大赛，大有盛况空前之势！斗蟋已不是少数人的赌博手段，它已和钓鱼、养鸟、种花一样，成为广大人民彼此交往、陶冶性情的文化生活，或可称之为具有东方特色的“蟋蟀文化”吧！ （文/ 莫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