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教泽与启迪：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
转自腾讯首页 > 评论频道 > 思潮 >2007年12月26日14:20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秦晖
3 农民战争史：不正常的“热”与不正常的“冷”
人们常说赵先生是新中国史学中农民战争史这个领域的“拓荒者”。我国传统史学过去有过对某次“民变”的研究，例如李文治的《晚明民变》及罗尔纲等人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至于系统性的农民战争史，虽然早在1933年中国就曾出现过托派学者薛农山与蔡雪村的两部农民战争史专著，但以后竟成绝响。以农民革命起家的中共主流，其早期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尚钺、侯外庐等先生都奇怪地对中国农民战争史不怎么感兴趣。1950年代初，赵先生在山东大学最早开出“农民战争史”课程，1954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农民战争史研究专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与夫人高昭一先生合著)，在此前后还发表了许多论文与小册子。这一时期赵先生形成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范式，直到1980年代仍主导该领域。而后来农民战争史论争中有代表性的几位大家，如孙达人、孙祚民等，虽为论战对手，却同出自先生门下。直到先生在“反右”中蒙难，农战史研究被迫中断。后来他一直深以为憾，晚年还说：“农民战争史这个课题大有可为，……但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也像敦煌卷子《寡妇赋》中的两个名句，'雹碎春红，霜凋夏绿'，一场农民战争史(研究)发展的美梦，就此烟消云散了。”
西欧的农民战争，主要是反贵族，没有导致改朝换代的
“农民战争”在欧洲本来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专有的提法，英国的瓦特·泰勒事件，传统上就称之为“农民暴动”(Peasants'Revolt)，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农民武装抗争更历来有“大农民战争”(Grosse Bauernkrieg)之称。中世纪西欧处于“小共同体本位”状态，领主林立，“国家”似有似无；农民普遍隶属于特定的贵族，而与“朝廷”没有多少关系。即便并非农奴的所谓自由农，也与中国式的“编户齐民”有异：他们对贵族有义务(只是比农奴轻)，贵族对国王有义务，农民对国王却没有直接的义务，也没有所谓“皇粮国税”问题。于是矛盾与冲突多在农民与贵族两大“阶级”之间，国王反而往往处于调停人地位。因此他们的“农民战争”主要是反贵族，并非冲着“朝廷”来，规模小而分散，从来没有导致改朝换代的。这样的冲突的确可以说是“农民”的“阶级斗争”。
俄国的武装民变，反假皇上，但不反当今皇朝
俄国传统上比西欧专制，18世纪前后有过几次比西欧更大(但还是比中国的“农民战争”小得多)规模的武装民变，如斯捷潘·拉辛、普加乔夫等。其特点是“反'假皇上'，但不反当今皇朝”，他们声称现统治者是“假沙皇”，而罗曼诺夫王朝的真沙皇流亡在民变队伍中，他们要拥戴其复位。但这些民变从没有反抗罗曼诺夫王朝、要求改朝换代的。耐人寻味的是：这几次民变都并非一般农民(即贵族治下的农奴或国家控制的“国有农”)的运动，而是边疆地区的哥萨克(类似中国所谓的“盲流”)运动，即逃到边地、向往“自由自在”的人们反抗官府控制的斗争。苏联时期虽按阶级斗争理论、同时套用西欧的提法也谓之“农民战争”，但一直有人质疑这种“自由哥萨克运动”与西欧农民反抗贵族的“阶级斗争”能否算一回事。
传统中国的佃变，通常不反贪官，更不反皇帝
中国自秦以来就是帝国官僚制而非贵族制，其专制大一统比俄国更典型。农民多是“编户齐民”，直接受官府、而不是贵族领主管辖。传统民间社会存在着租佃、雇佣等“生产关系”，当然也存在这类关系中的主佃、主雇间利益冲突或曰“阶级斗争”。而且与小共同体本位的中世纪欧洲相比，在大共同体专制的传统中国，小共同体认同较弱，“道德经济”色彩较淡，对村社、领主的依附不强，民间(而非官民之间)“理性自利”的“经济人”行为早熟，老百姓之间很早就习惯于“自由”与契约关系，温情脉脉的东西比西方中世纪更少，而绝不是更多。所以与今天许多人渲染的“传统乡村和谐”相反，在传统中国，业佃纠纷、主雇纠纷乃至主奴纠纷比欧洲中世纪的农民－贵族纠纷要更容易发生。
但是传统中国的“佃变”、“奴变”虽然较多，却与欧洲的农民－贵族冲突一样并非针对朝廷。佃变通常“不反贪官，更不反皇帝”。如清初江南缙绅反清，而佃变大多亲清。如宜兴“国家受天命，豪强皆失势，……(佃户)起而乘之”。著名的嘉定、江阴缙绅反清起义以及太湖缙绅吴昜的抗清“义兵”，都受到佃变、奴变的打击。而朝廷对待民间主佃关系和主佃纠纷，总是从维护“家天下”出发，而不是从维护主佃任何一方利益出发，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一方面打击“豪强”，另一方面佃变如果闹大，官府也会出面镇压。但因佃变本意不在抗官，因此多反抗乏力，极少有发展为“民变”者。
民变主要是官逼民反，是“庄客随庄主造官家的反”，而非农民反抗地主
而佃户如主动参与抗官，往往倒是在其地主的带动下，我们在《水浒》中就可以看到许多“庄主带领庄客造反”的故事。但这就不是佃变，而是民变中的所谓“土寇”了。
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这些以往被称为“农民战争”的大规模民变，其实与“佃变”、也与西欧的农民战争性质完全不同。“民变”主要是“官逼民反”。它们或是由朝廷滥用民力(如秦末、隋末、元末)、横征加派(如明末)引起；或由朝廷严厉的国家垄断、经济统制(榷茶、博买、海禁、矿禁等)绝民生路而激变；或因官府严厉的户口控制与流民潮发生冲突，包括官府强制迁徙或强制阻迁(封禁、遣返、追逃等)均可激起民变；或由于吏治腐败、法外敲诈而激成民变(常与以上三因素叠加)。在“民”的一方，则与民间组织资源(族姓组织、宗教组织、行帮组织)是否发达相关。非社会因素，如天灾与“外患”等也会激发民变。
但是，这些民变与民间的租佃、雇佣关系，乃至与过去经常被大加渲染的“土地兼并”、尤其是以所谓“土地私有自由买卖”为动因的经济型“兼并”可以说没什么关系。历史上的民变，尤其是导致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民变，没有一次是由“佃变”蔓延扩大而来的，它们既不反映租佃制度的发达与否，也不反映主佃关系的好坏，与民间地权的集中与分散也看不出多少相关性。
中国平民抗官的性质与西欧农民反抗贵族是全然不同的
“官逼民反”在性质上就是冲着朝廷的。我国的传统官僚不是欧洲的贵族，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地与附庸，作为“朝廷命官”他们就是皇帝的代表。因此中国平民抗官的性质与西欧农民反抗贵族是全然不同的。过去常有人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作为农民“觉悟”不够的体现。其实民变“不反皇帝”往往只是由于实力不够，实力足够就“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这并不需要什么“阶级觉悟”。相反，“不反皇帝”的佃变倒更多地出自佃农对抗业主的“阶级”自觉。大规模民变按统治者的贬称通常有“土寇”与“流寇”两种类型。“土寇”往往由地方豪强率领依附人口就地抗官，佃农(“庄客”)作为依附人口也常常卷入这种造反。但这种抗官不但不是什么“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恰恰相反，只有主佃较和谐而官民尖锐对立，才会发生这种“庄客追随庄主造官家的反”的事。主佃对立、佃变频仍的地方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土寇”的。
而“流寇”更多地是穷人与官府冲突。即便有精英挑头，这精英也多为商人、军官、教主等等，一般不会是大土地所有者。因为土地无法带走，地主造反一般都是“守土不流”的，这与是否反对“流寇主义”、有无“根据地”意识毫无关系。但组成“流寇”的穷人通常也不是佃农，因为与承担朝廷赋役的自耕农乃至平民地主相比，佃农较少与官府打交道。他们或许会与业主冲突而发生“佃变”，会因追随业主而加入“土寇”，但说他们因为地主收租就会去与衙门、与朝廷较劲儿，未免匪夷所思。
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
事实上，导致大规模“流寇”的社会危机，往往并不表现为很多农民无法获得土地，而是相反：朝廷聚敛造成的沉重负担、恶劣的吏治以及种种天灾人祸使农民有地不种、弃地而逃，成为所谓“破产农民”(确切地说应该是破产自耕农)。所谓“福字从田”变成了“累字从田”、“受田者与田为仇”、“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为祸”，“至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地之价贱者亩不过一两钱，其无价送人而不受者大半”。正因为如此，大规模“流寇”主要爆发在自耕农为主、租佃率较低的地区。如明末的陕西、华北。而河南、山东租佃率居中，主佃关系不坏，那里就出了许多“土寇”。在租佃率最高、业佃关系也最紧张的地方，即江南，反而土寇流寇都没有，只有一些“佃变”。
也正因为同样的道理，大规模“农民战争”中经常出现抗役抗粮的诉求，如“无向辽东浪死”、“不纳粮”、“三年免征”之类，其号召对象也主要是自耕农乃至平民地主。因为中国历史上前期佃客不服役，后期佃农不纳粮，上述口号与他们关系不大。而免租减租之类的佃农诉求从不曾在所谓的“农民战争”中出现，倒是元明清三代的统治者曾多次诏令地主减租，甚至说出“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从陈胜到洪秀全，历代“农民领袖”哪个曾对“地主阶级”作过如此明确的谴责？
总之，过去很长时间以“租佃关系决定论”、“土地兼并危机论”和“农民－地主斗争论”为核心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是很成问题的。今天我们应该看到：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而在于大共同体本位的专制制度造成的“官逼民反”。与西欧“农民战争”性质近似的“佃变”现象虽然存在，但大规模民变，无论是“土寇”还是“流寇”，都与我国集权制官僚帝国的专制制度下难解的官民矛盾极度相关，而与民间社会内部矛盾之相关度极小。
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农民战争史是绕不过去的关键
但是，近年来事情已经走向反面：进入1990年代后“农民战争史”研究迅速萧条，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而与此同时有关农民的各种现实问题却变得越来越尖锐。甚至出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议论。改革前的史学歌颂造反，史书中但凡有“盗”、“贼”都被说成是“农民起义”。而如今歌颂皇帝又成大潮，尤其是清史，自努尔哈赤以至乾隆，几乎有帝皆圣、无君不贤。农村方面更是一片玫瑰色：“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似乎数千年来农村就是“和谐社会”了。政治既非专制，经济又最发达(据说直到鸦片战争前夕GDP还占世界36％，比今天的美国还牛)，伦理道德更是世界第一。晚清国人居然众口一词地要学西方，岂不是犯傻！
然而只要正视历史，看看两千多年来大规模、超大规模的“社会爆炸”一再发生，近乎周期性地发生，而且动辄吞噬大半人口，甚至80％以上的人口，其残酷、惨烈、血腥、疯狂的程度，为任何其他民族的内战所无，这是怎么回事？过去我们说“传统”很糟糕，因此对这些动乱有一套解释，但这种解释并不成功。现在我们不能改说“传统”很优秀了，就根本不解释，好像那些动乱没有发生过。或者搬出些非社会原因，如说明清之际的那场浩劫是因为地球处于小冰河时期。或许这一次是如此，但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一次次“爆炸”都能归因于“小冰河”？惟独中国历史上每隔两百年就出现一次小冰河，而在其他国家则不曾有。这可能吗？
可见，认识中国历史，甚至认识中国现实，“农民战争”史是绕不过去的关键。例如，今天一提到农民地权问题，许多人还是翻出过去的说法，什么“土地私有和买卖”是大乱之源，只有官府控制土地才是正道。因此重新认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突破“农民－地主阶级斗争”的套路
事实上过去的“新史学”注意这个问题并不错。梁启超先生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今天倡导“国学”的人也许会觉得这话太尖刻，但旧史的确有太浓的帝王气应该是无疑的。现代史学提倡“总体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这并非哪个意识形态专有的特点。至于“普通人的历史”在现代左派史学中又被特别强调成了“造反者的历史”，这就当然有先入为主的问题。但是在左派并未大权在握唯我独尊的情况下，这种视角作为一种批判学派也有重要的价值。而赵先生在农民战争这个新史学领域是有开创之功的。后来新史学变成“官史学”，只讲“金花”不讲其他，讲“金花”又只用意识形态来图解。甚至“革命吞噬它的儿女”也体现于史学，新史学的功臣赵先生到1957年竟被官史学用以燔祭，良可浩叹。赵先生当年研究农民战争史，是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使用了当时的话语，他本人也真诚地相信当时的理论。但是今天应该指出：这套话语并不始于赵先生。如前所述，实际上1930年代托派(托派并非“托匪”，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后学的一支，而且距离马克思的原意并不比斯大林更远——这在今天应该已是常识)史学的两本农民战争史专著已经奠定了这套话语。而今天我们说赵先生是“农民战争史领域的拓荒者”，自然含有托派沉寂多年后赵先生他们重新开始这项研究之意，但更重要的是赵先生当时的研究已经不限于“农民－地主阶级斗争”这个话题。他提出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四个专题”是：
其一，是农民的身份，即不同时代中农民身份的差异；
其二是起义和国家机器的关系；
其三是农民起义和民族关系间的关系；
其四是宗教在起义中的作用。
显然，这是过去的人们未曾提出的。
赵先生蒙难后，研究被迫中断，上述专题未能深入下去。但此后几十年间这些话题又不断地引起讨论。1980年代先生复出史坛后，其研究方向主要转向土地制度史等。但他一直关注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动态，不满这个领域的萧条，希望看到新的突破。1990年代我关于关中土改的一些研究发表后，先生曾来信极表鼓励。继承新史学的创新精神，实事求是，继续推进对“民变”现象这个认识中国历史的关键性问题的研究，仍是我们作为后学的责任。
4 具有汉学功底的宋学家
赵先生属于五四以后的新史学家，但与那个时代许多人文底蕴深厚的学者一样有着扎实的国学功底。他以重视理论著称，但对于史料也非常认真。他在1940年代开始治史学时是从做《王山史年谱》起步的，初期以明清之际诸学者的事迹与学术思想考证为主，曾经得到过胡适、傅斯年的好评。当初他作为一个自学者(先生在清华读的是外语系，而且未毕业就投身革命与抗战，并非历史学科班出身)被河南大学聘为副教授，就是胡傅二先生推荐的。晚年的赵先生又回到了学术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只看赵先生书的人或许不会想到，赵先生当年给我们开的头一节课，讲的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与章太炎的《自述学术次第》，后来他还给我们讲过《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在许多领域赵先生不仅有整理史实、解释因由、归纳演绎的功夫，而且还是不少关键性史料的首次发掘者。例如赵先生的桑梓先贤明清之际的丁耀亢所著《出劫纪略》一书，当初海内仅有数抄本，极罕见，连晚明文献专家谢国桢先生的《晚明史籍考》在1964年增订前也未著录。1950年代赵先生根据其家藏抄本公布了其中记载李自成政权在当地处理财产的关键记载，后来成为言明末农战者必引的首要文献。但是在1980年代该书铅印出版前其实没什么人见过原书，大家都是辗转相沿自赵先生，但当时却都不注转引。
赵先生对“旧学”有看法，他常说他既不喜欢汉学的琐屑，也不喜欢宋学的空疏。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我们把“汉学重考据、宋学重义理”作广义的引申的话，我觉得先生的风格可以说是个“具有汉学功底的宋学家”。
“小问题越做越大，大问题越做越小”
赵先生平生之学涉猎极广，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有人则认为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实在我看来，赵先生平生治学一出于“爱智求真”的纯粹兴趣，二出于某种理想主义热情与责任感，至于要在某特定领域成为“名家”的目标，他是不在乎的。这样治学当然是有得有失。不过我认为，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没人能成为所谓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以有限的精力有限的信息处理量治同样严谨的学问，还是可以有不同做法。事实上不要说“百科”，今天一个学科内的上百分支乃至“二级”“三级”分支，也不是那个学科的某专家能全面掌握的。仅以中国史的断代分支论，明清史专家未必懂魏晋，甚至明清政治史专家未必懂明清经济，就是搞明清经济，研究农业的未必懂工商业，研究江南经济的未必懂辽东。一个学者其实一生不过能够研究若干“问题”而已。但是如果永远只在一个问题上钻牛角尖，虽然也能出成果，毕竟眼界狭窄，难成大器。所以事实上成大家者往往都关注过许多“问题”。区别只在于有些人研究的这许多问题集中在一个学科乃至一个分支，有些人的“问题”则分散在各处。但不管是聚是散，就单个问题而言都有严谨与否之分，甚至很难讲怎样做更有信息集中的优势。一个研究明清政治问题的人可能对明清美术无甚兴趣，但却对其他朝代乃至其他国家的政治问题有兴趣，而这样做的局限也并不见得就比在明清范围内既注意政治也注意美术更大——只是从功利的角度讲，人们会说后者是“明清史专家”，而前者就说不清是什么“家”，于是有人或许就会妄自褒贬而已。
其实赵先生不是不知道这些。他就曾说过：“兴趣不可过多，多所鹜则少有成。一个主兴趣，配几个副兴趣，一辈子也就够了。例如，主兴趣油画，副兴趣国画和漫画。……总要求其互相邻近，以免浪费精力，且可配套成龙，一艺多技。主兴趣是最要害的。人一辈子成就大小，关键在此。除非万不得已，不可轻易'跳槽'。”但他自己却不是这样。众所周知，赵先生一生多次大幅度改变学问方向。他早年就读清华外语系，青年时代热心文学创作与翻译，后来治史，也是先以考据法治明清学术史，后转农民战争史(基本是通史)，再转土地史(侧重晚唐以前)，以及思想文化史(又侧重明清)，期间还研究过西北史地之学与先秦子学等等。赵先生的天分、精力与信息处理能力都是出众的。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他的认真。生当一个特殊历史时代，具有丰富的社会关怀和求知欲，赵先生关注的“问题”就很分散。但这不难理解，他既然当年能够投笔从戎，又能卸甲读书，如此大的人生转折他可以拿得起、放得下，又何怪他一旦认为某个新“问题”对于时代、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而自己又有条件研究时，会打破畛域，迸发新的研究兴趣。虽然在这些“问题”所在的各大学科他也未必都被看成一流专家。但重要的是对这些“问题”本身他都有研究的激情，而且很认真，因此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同样是一流的。赵先生未必是整个思想史领域的权威，但他无疑是顾炎武研究的权威；他未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但无疑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权威。加上他对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这些重点领域的较全面的把握，为学而能如此，成就应该说是很大了。
赵先生对晚辈和学生的治学倾向持十分开明的态度，从不要求他们在风格上领域上更不用说观点上追随自己。即便同样治史学的先生的一子一女一孙，其学与先生也完全不同。我自己在1990年后也关注过不同领域的许多“问题”，有人因此说这是受赵先生的影响。但其实从1978年我师从赵先生直到1989年，我做的基本上是“钻牛角尖”的学问。后来的变化是时代风云与个人选择的结果，与先生并无直接关系。但先生的求知欲、责任感和认真态度，是我愿终身师法的。当年我“钻牛角尖”于明清鼎革之际，赵先生对此是鼓励的。但他也曾担心我的眼界太窄，他曾对我说：每个人的兴趣不同，研究的“问题”有大有小，但有志的研究者“大问题要越做越小，小问题要越做越大”。他自己是这样做的，他对我们这些后学的影响，也将垂于久远。(小标题为[南方周末]编者所加，恐不尽合作者原意，敬希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