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礼仪之邦，懂礼、习礼、守礼、重礼的历史源远流长。礼仪讲究礼数，即礼仪活动的礼仪性——程序、秩序和规范。官场礼仪古已有之，而且也是循着秩序日渐完善起来。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周亚夫军细柳》一文中曾描写道：“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人，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讲的就是皇上去慰劳军队时，士兵们披戴盔甲、将领们下马迎候的情景。地方的情形，当代著名学者张鸣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描述得更为细腻：“古代官员送往迎来也很热闹，迎则启中门，放礼炮，排仪仗，送则张筵席，送万民伞，有的时候还要安排人躺在人家的轿马之前，做卧辙挡路之状，表示舍不得这个官员走路。”社会进入现代以后，官场迎来送往上的礼仪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以官为本”的原则一点没变，不仅没变，有许多还更具时代特色，以官为本的原则还体现得更加与时俱进起来。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研究，迎来送往最早属于民俗范畴，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礼仪形式，后来，当这些礼仪由民间进入上层以后，它就成为彰显尊严的行为象征。在现代，官场礼仪早已从民俗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政治文化通过政治传播去施加影响，在这里，官场礼仪就担当着政治显示的重要功能。前不久那篇文章中我曾经说道，在政治显示上，讲究礼仪并不在礼仪本身，而是礼仪背后所体现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待遇，还有，诸如政治取向、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等，你都可以从一定的礼仪中找到说明。官员出行警车开道、警卫相随，你说它是不是一种影响、一种待遇？而前呼后拥、夹道欢迎，你说它和意向、态度就无关系？但是，不管礼仪中的政治显示功能多么强大，有一点必须肯定，那就是，由于礼仪毕竟是从民俗中发展而来，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会跟一定社会的民风相联系，一定会打上民风民俗的烙印。

这就是说，在民风纯厚的社会，官场礼仪确有其存在的历史渊源与社会合理性，即使在当今官场，正当的礼仪不仅不会废除，而且还需保留。前几天我与一位***代表曾当面聊过这个问题，他也表达过这种观点。他举例说，在他们到京下榻酒店时，酒店也有欢迎及献鲜花的礼仪，会议间隙会务上也会举行一些必要的活动为代表解劳，会议结束回到家乡时，也有本地干部前去迎接合影。他认为，这些都属正当的礼仪范畴，只要礼数不多，简便得当，与国家禁止迎来送往的规定并不矛盾。但是，如果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甚至走在专门铺设的红地毯上去接受欢迎，那就会从心里感到十分别扭了。

到这里意思应该比较明确了，那就是，在当今，官场礼仪一定应以从简为原则，如果繁文缛节太多甚至公然顶礼膜拜，那就脱离了正当的迎来送往，会走腔变调而成为一场政治显示活动了。所以，为政者应该切记，当一场盛大的礼仪开始之前，你一定应先思考一下礼仪以外的政治动因。

不过这种提醒实属学究式幼稚与杞人忧天。因为官员们都知道，在官场，有时候正是迎来送往的礼仪，才能演绎出某些生动的东西，例如，誉满神州的“书记还乡”，不就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