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经济观察报记者 马国川  
 五柳村转自酸枣刺【三晋视点】发表时间：2007-5-25 15:04:34  

杜导正，山西定襄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繁峙县、雁北专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应县县委民运部部长，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分社副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广东分社社长，《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是第七届全人大代表。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宋庆龄给美国友人写过一封信，信里面有句话我印象深刻，大意是：中国现在形势不错，但是中国如果不改变官员委任制，如果不把教育事业搞上去，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将付之东流。”杜导正回忆说，又非常赞赏地说了一句：“老太太非常有眼光。”

宋庆龄致信美国友人的时候，担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的杜导正，正处于他人生的“第二个振奋期”。

1978年11月，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参加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拿回的会议报道中有一段肯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话。杜导正看到这个报道稿后，非常兴奋，认为对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这段话应该突出报道，这样就可以冲破为 “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禁区。主管国内部的新华社总编辑穆青听取他们的汇报，当即赞成说，你们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突出 “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句话，其余的统统删去。11月16日，这则电讯稿以新华社通稿的形式发出，题目就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全国各地的报纸迅速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这条消息。当时，中央和北京市委都没有公开明确地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以新华社这样做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的，但是也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而在此半年之前，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支持下，《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从根本上推翻了“两个凡是”。“我见到这篇文章，像得到宝贝一样，征得穆青同志的同意，立即以新华社通稿的形式将全文转播全国。”杜导正还提出，把每个省委书记的反映都由新华社逐一发表，请他们表态，以造成全国范围解放思想的强大舆论氛围。“当时新华社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个别社领导说，你们这么逼人表态不好，而且内容千篇一律，恐怕没有多少读者。针对这种情况，我说，现在重复表态就是政治，新华社不怕重复。对我的意见，穆青同志则全力支持。”从1978年8月开始，一直到12月，一共播发了2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军队大单位的党委和主要领导人就这一问题的发言。最后，全国只有两个省委书记没有表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包产到户的逐步推行，杜导正所领导的新华社国内部采写了大量反映中国农村实际的报道，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为包产到户鼓与呼。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 “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 “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农村改革终于取得了合法的身份。也就在这一年，杜导正告别了他工作了37年的新华社，走上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的领导岗位。

从1977年到1982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冲破重重迷雾、扬帆起航的五年。杜导正见证了这一段高歌奋进的历史，也亲身参与到了历史的创造之中。“那时候非常的兴奋，根本不考虑这个那个，”回忆起那段历史，他仍然振奋不已，“那时真正找到了作为新闻记者的感觉。”

二

杜导正的记者生涯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而开始的。

抗战八年，杜导正担任过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民运部部长，“日本人投降了，我们从根据地来到北平市，”那时候杜导正刚从晋察冀党校毕业，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去办报，“我说我是搞实际工作的，我搞不了这个，他们说你是党校来的，当然可以搞了。”

于是，一张名为《新闻报》的报纸就搞起来了。后来国民党接管沦陷区，中共北京市委撤到张家口，杜导正到了邓拓手下。此后，他一直作为前线记者，追随杨成武、杨得志等名将转战一线。作为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热情高涨，理想如火，“牺牲都觉得很光荣”。他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他人生的“第一个精神振奋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当诗人胡风高歌“时间开始了”的时候，年仅27岁的杜导正担任了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六年后南下，担任广东分社社长。在《羊城晚报》成为中南分局的机关报后，他又担任了该报的总编辑。

14岁就参加共产党的杜导正，自称是“共产党从小抱大的”。作为农民的儿子，他也经常发现理论宣传与现实社会不符，但“因为老想着党好，总是紧跟，感觉有些不对，跟不上，就认为是自己错了，放弃仅有的一点独立思考，又开始紧跟”。1957年反右开始，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接踵而至，一个运动挨着一个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头脑中带着框框，全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的杜导正也 “跟着瞎胡闹”，“1958年搞三面红旗，我写的新闻报道很多，有一篇歌颂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主要报纸全都登载了。”但他毕竟是一个经常接触社会底层民众的记者，那些近距离的观察使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思考，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个年头给他带来了一场灾难。 

“1959年初，广东到处叫没粮吃、水肿，省委还是没有充分警惕。直到发现100多万人的广州市只有7天的口粮了，才着了急。”在海南岛亲眼看到农民缺粮的严重情况，内心受到巨大震动的杜导正，头脑也逐渐冷下来，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问题。在广州闷热的4月里，他在灯下奋笔疾书，给新华总社副社长缪海林写信，一口气写了4900字。写完信衣服也被汗水湿透了。他在信中如实地反映了农村的现实状况，指出“粮食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

不久，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广东省筹备出版一个大型画册，陶铸把他身边的几个“秀才”找去商量这事，其中也有杜导正。几个人讨论封面是用紫红缎子还是鲜红缎子，字烫金还是不烫金。只有杜导正坐在一边不说话。省委书记陶铸就问：“老杜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不是不高兴？”杜导正没多说，只说：“都好吧。”陶铸面色不悦。

4个月后，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一天晚上，广东省委书记张根生面带愁容，悄悄对杜导正说：“不好了，庐山传来消息，要反右了，已经搞出彭德怀。”杜导正预感不祥。果然，两个月后，他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对他的批判也开始了，就连一向爱重杜导正的陶铸也在省委说：“黄河长江自西而出滚滚向东流，湘江之水自南而出滚滚向北流，杜导正的思想像洪水泛滥四处奔流”。意思是说他的思想摇摆不定。“前后共批了我16场”，他说。批判会上，甚至有人说他是“广州的小彭德怀”。

“你今天去广东，一些老人还知道我是‘广州的小彭德怀’呢。”老人笑着说。往事如烟，虽然如今从容面对，但是当年所受屈辱远非今人所能想像。所以当三年后省委找他谈话，说 “陶铸同志让我们告诉你，说杜导正同志当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时，杜导正泣不成声。

杜导正恢复了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职务，“经过 ‘反右倾’的挫折，表面上我似乎胆子小了，实际上是独立思考增多了，盲从性少了。”但是，仅仅4年以后，更大的灾难降临了，“文化大革命共批斗了我54场”。

当“四人帮”被抓起来的消息传开的时候，广东有六七十万人大游行。53岁的杜导正也在游行的队伍中，意气风发，高呼：“人民也有今天！”

三

许多人在回首近30年的改革历史的时候，都认为80年代是中国改革突飞猛进的时期，也是一个理想飞扬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媒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就包括《光明日报》。

1982年初，杜导正奉命到《光明日报》工作，担任总编辑。他直接领导了对蒋筑英事迹的宣传报道，不仅引起了全社会对中年知识分子健康的关注——— 从此许多单位开始定期为知识分子检查身体——— 而且为在全社会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创造了舆论环境。其间，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光明日报》也高度关注，连续报道。

山西太原一家烟厂的香烟成十上百条地被上级领导人无偿索取，或本厂领导为讨好上级，成十上百条地送礼，职工看在眼里，极不满，就是不能反映，或反映无效。《光明日报》用列表格的方法，将姓名、职务、收受香烟条数、时间，在报上一一公布，引起震动；然后又将按价还款的姓名、职务、时间公布，效果极好。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而北京市怀柔县却发生丁村干部殴打几个女教师的事件。《光明日报》抓住这个事件，作了连续三个月的报道，发表批评新闻、特写、评论74篇，5.4万字，引起了小平的关注，专门指示予以处理。杜导正还鼓励记者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将看到听到的真实情况，大胆发到报社，在报刊内部刊物上发表。有些文章，报社作为手抄件，报告中央和有关部门。

实事求是反映情况，这是中外新闻界公认的职业准则，《光明日报》努力践行，影响巨大。“搞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也跟了一下，中间还是有毛病，”杜导正坦陈，不过，“《光明日报》那五年大体上做得还好，这是可以告慰老朋友的，我心里至今也觉得踏实。”

但是，30多年的记者生涯和《光明日报》的5年领导经历，让他深切感到，掌握真实情况并不难，难的是真实情况可能引起许多人的不快，甚至给记者和报社造成麻烦和风险。他一直强调，反映真实情况，一要准确，二要积极，三要勇敢。但是，他也在思考：仅依靠道德与勇气，能够支撑多久呢？

1987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杜导正任第一任署长，1989年卸任。

四

1991年2月份，已经赋闲的杜导正去了珠江三角洲，进行了45天的考察。

这时正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进行激烈争论的时期，“1990年至1991年，改革开放路线被怀疑，改革确实有倒退的危险”。杜导正以一个老记者的身份深入珠江三角洲进行调查研究，写下了著名的“珠江三角洲印象”系列文章，以事实说明改革开放是不可动摇的。考察结束，他在广东《现代人报》发表了《唯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能够救中国——— 从长江左边右边摔下去都是三十米》，这篇文章被多家报纸转载，影响巨大。文章中有一句话：“没有广东改革开放这十年的成果，‘六四’我们就顶不住”，这与一年后邓小平南方讲话所讲的，简直一字不差。

记者问：“邓小平是不是也看到了这篇文章？”

“那就不知道了，这也不重要”，杜导正说，“关键是这句话代表了一种历史事实”。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杜导正住在广州的一个小岛上。当时邓的讲话还没有公开，杜导正的一个老朋友把邓的讲话印了两份，一份给广东省委书记谢飞，另一份就给肖洪达和他。“那讲话讲得太好了，其中有许多划时代的话”。不久，田纪云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一篇呼吁思想解放的讲话，“我就拍手叫好，我把它的录音制了好几个带子，给我的几个老朋友”，“当时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有同样的思想，有一些人说了，有一些人没有说，它是一股力量，是进步的力量，是一个思潮，是反对倒退的思潮，是要求进步的思潮。”

就是在这样的思想鼓舞下，1991年杜导正和“几个老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份综合性月刊——— 《炎黄春秋》。他们没要政府一分钱，也没有一个正式编制。但许多党内著名学者与官员都为该杂志写作，如杜润生、于光远、胡启立、阎明复、高尚全、苏双碧、杨继绳、邵燕祥等。他们以史为鉴，回顾走过的道路，力图了解前人和外人的成败得失，影响力与日俱增。它的一些文章经常被国内外报刊竞相转载，在全球华人中获得很高的声誉。

2006年夏天，该刊举办创刊十五周年茶话会，出席者153位，涵盖老青中三代。该刊连载十余位发言者的讲稿，倡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久，又发表了《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详尽阐述了任仲夷（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此后，该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颇引人瞩目，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思想冲撞。

年愈八旬的杜导正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一些重大的稿件都是他亲自修改、最后拍板。他的同事、著名记者杨继绳说，杜老是“80岁的年龄，60岁的身体”。在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之后，记者认为还应该再加一句——— “40岁的思想”。他一直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退步，也不能激进，而应该有序地、和平地、稳固地、改良地、逐步地往前推进。

对于《炎黄春秋》发表的一些文章，一些人反应激烈，甚至上纲上线，说一些文章是“老革命反革命”。杜导正对此从容以对，“思想的转变都要有一个过程，有一个量变的过程”，“要慢慢地说服他们”。他甚至希望发表一些不同观点的文章———当然文章应该是说理式的，而不是打棍子、扣帽子式的批评文章。

回首一生，他说自己经历了三次人生大关：一次是庐山会议那场“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 “路线斗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洗礼，再就是相对短暂的新闻出版署署长经历。三次关口，也使他经历了三次思想上的飞跃，“这使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变得逐步成熟起来”。

他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事，有许多是非本来清清楚楚的，但在当时局面下，关系到个人利害，问题就复杂起来。应该是是非第一，个人利害第二。这是个考验个人品质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接受这个考验。我的大半生，在面临这个考试时，有考试好的时候，有考的不及格的时候，我认为晚年考试成绩好些。”

讲真话，是一个在新闻界长期议论的话题。它在当前仍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必须保护和鼓励记者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新闻记者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