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晏阳初和梁漱溟是两面大旗，同享大名。二人所代表的虽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不同派别，但究其实，都是致力于从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入手，以实现“本固邦宁”的目标。当年晏梁并称，后半生二人遭际却殊堪玩味：1949年后，梁氏在一场举世皆知的风波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走出书斋，离乡村越来越远，最后以新儒学的一代重镇终老；晏氏则矢志不移，将自己开创的平民教育事业移居海外，在世界范围内大获成功。

比较梁、晏二氏在俗世的声名也很有意思。1949年后的中国人知道梁漱溟，起初是因为那场大风波，后来则缘于其“最后一个儒家”的头衔，几乎与他昔日为之呕心沥血的乡村建设事业无关；晏阳初则渐从国人记忆中淡出，直至打开国门以后，晏阳初才意外地以“世界名人”的身份重新进入大多数中国人的视野。

因了“三农问题”在中国发展大局中的位置，复由于这一问题日益呈现出复杂性和棘手的一面，现在大概没有人会否定晏阳初当年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了，但曾几何时，“怎样看晏阳初”却远不像今天这样简单，因为这不仅牵涉到不同的观察者各自的利益，迥异的立场，更关系到对中国问题的不同认知。

回顾自上个世纪上半叶以来，各个阶层、不同人士对晏阳初的认识和理解，既富趣味，也可以引发我们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自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试验开事业之基以来，他所受到的赞誉当然是很多的：早在1938年6月，国共合作抗战期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就曾表示，对晏阳初“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1943年4月，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全美纪念委员会，推选晏阳初与爱因斯坦、莱特（飞机发明家）、福特（汽车制造者）、杜威（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菲律宾总统、泰国国王都把最高奖章颁发给他，以表彰他对各自国家作出的杰出贡献；1955年10月，美国《展望》杂志评选他为“当前世界最重要的百名人物”之一。而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小说家赛珍珠女士对晏阳初的推崇，更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佳话，赛珍珠对晏阳初的访谈后来集成《告语人民》一书，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欢迎。

然而，晏阳初一生中，收获的并不都是鲜花和掌声，对他和他所代表的平民教育事业的质疑和责难，在上个世纪一直没有平息过。批评晏阳初的有来自不同方面的各种声音：1932年12月南京刊行的国际联盟发表的《中国教育之报告》对“定县试验”非常不满，一则曰“经费如此浩大”，二则曰“在举办此等地方教育之前，必先彻底改良中心组织，中心组织不加改良，地方工作即无从举办”。次年，国民党元老张继除了重复以上虚耗金钱的指责外，更认为“定县事业，直不啻一骗人东西”。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教授撰文对整个乡村建设运动的前景表示悲观，说“乡村建设对于农民，精神方面固少有建树，物质方面更少有改进”。知识界中部分左翼人士对晏阳初的抨击有时甚至上升到了人格攻击的层面，如历史学家翦伯赞就曾骂晏阳初和胡适一样，“是美国面包喂养大的中国种的花旗狗”（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翦伯赞传》），这实质上也是后来晏氏被定格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先声。

在“怎样看晏阳初”的问题上，正反双方为什么会出现天差地别？在我看来，被观察者晏阳初当然只有一个，他所秉持的信念终身一以贯之，但观察者一方就大不相同了，除了由于一些历史因素容易导致的偏见以外，观察者个人的理念差异尤为关键。这种理念上的差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否超越国家、阶级、种族、性别的界限，承认人类存在共同的敌人？二，是否认为对中国上个世纪上半叶所面临的问题，有一个根本解决之道？

为了更深刻、更感性地认识这种理念上的差异，这里举一个案，就是侯外庐对晏阳初的批评。选择这一个案有充足的理由：侯外庐是著名历史学家，学识渊博，他的批评是一种学理上的批评，最重要的是，他曾经是晏阳初的邻居，观察较为真切。

1939年，国共合作抗日时期，晏阳初所领导的平教会迁到重庆，成立乡村建设育才院筹备处，选定重庆近郊之北碚歇马场为院址，晏阳初全家也在歇马场一个叫白鹤林的地方暂时居住下来。而这时，作为左翼学者的侯外庐，也正好避居于白鹤林，主编一份由孙科提供支持的《中苏文化》杂志，和晏阳初比邻而居。上个世纪80年代初，侯外庐撰写回忆录《韧的追求》，提及晏阳初时说：“想不到抗日战争把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活动推到了我的面前，使我得到一个机会，能将这位人物的形象和这位人物的主张结合起来，建立一点感性的认识。”

什么样的感性认识呢？“他（晏阳初）在歇马场以官价向地主买田四百多亩，然后将田交给原来的佃户耕种。这位乡村改革家怎样处理佃租关系，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四川重庆一带的农村，地主把田租给佃户，租额是固定不变的，即根据某一丰收年的收成折算确定下来，不论遇到多严重的灾年，佃户都必须按此定额交租，即使竭尽所获还不足数，也必须设法补足缺额。据我了解，‘平教会’没有实行减租，也没有改变定额地租的办法，他们与一般地主的不同在于，逢歉年，允许佃户免偿缺额，至于交出全部收获的佃户将何以为生，则是无人过问的。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究竟有没有改善农民经济地位，有没有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关系，便不言而喻了。”“晏阳初在白鹤林住了近一年，这一年中，我体验到了一种更甚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说来近乎是滑稽，晏阳初和我仿佛有默契，彼此避免照面，以至于事实上我的确与他不曾有一次正面相遇的机会，不曾有过一回颔首之谊。”“在白鹤林，晏阳初维持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他的家庭雇有两个满口京腔的女佣，一个西餐厨师。据其家人说，他在家里很少说中国话，基本上不吃中国饭。……晏不允许两家的孩子来往。”“晏阳初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或非偶然，因为他的生活标准、格调是远离百姓的。”

今之读者从侯外庐先生对晏阳初的“感性认识”中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一，晏阳初脱离百姓；二，晏阳初的生活方式和格调是和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格格不入的；三，晏阳初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使农民受益。值得注意的是，侯先生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关于晏阳初已经没有什么避讳、掩饰的必要了，也就是说，这里的记载不会是侯先生为了某种需要不得不然，而是其真实的内心记录。

侯外庐的晏阳初印象对当下已成定格的晏阳初形象堪称具有颠覆效果，因为世界上如果有一种平民教育运动，而其领导人居然脱离民间和百姓，那简直是一个笑谈。可是我们还有另外的记载。对晏阳初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晏氏事业的发端缘于他一战中在法国战场上为华工服务，主要工作是代写代读家信，并萌念创办《华工周报》、举办识字班，平教运动即肇始于此。关于晏氏这段生活，相关史料上说他和“华工共同起居”，从当时的工作性质和内容上看应该是准确的，因为一个有脱离底层百姓倾向的人大概是不会做这种工作的。再看晏阳初拟订的《乡村改造工作人员九项守则》，前三条分别是“深入民间”、“与平民打成一片”、“向平民学习”，这会不会是一种具文呢？如果不是具文，会不会仅是针对下面的工作人员而设，晏氏自己却完全不受此一规则之约束？其实我们只要想一想晏阳初在从事平教工作人员中的崇高威信就明白了。关于晏阳初的生活方式，乡村建设学院的师生们后来也有多种回忆，随便摘引几条：“晏院长总是穿着普通布料的长衫和一般的西服，但更多的是着长衫，这样便于接触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他要求孩子从小就养成不奢侈、不浪费、爱惜财物的好习惯、好思想”；“晏院长的饮食很简单，严格规定不多的一点菜金，不许多花。吃的面包，是以洋芋粉为发酵面和土面粉作成的，有人搞不清楚，说是洋面包”；“晏院长请客也同样简单，绝无铺张操办之事。并采取中菜饭西式吃法（每人一份），既卫生，又不浪费”；“（晏氏）下乡检查平教工作时，大多步行，间或坐驴车和骑驴”；“（晏氏）对人和悦，待人至诚，在他家作过工的高妈说，与晏先生相处20多年，从未听到他说一句怨言和责备的话。……也爱和工人们聊天”；“（晏氏）常说：平教会的经费是‘沿门托钵’来的，其中包括不少孤儿寡妇的捐赠，如我们不踏踏实实为平民工作，随便浪费他们的捐款，是对不起他们，也是一种犯罪！”……（均见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晏阳初纪念文集》）。这些师生们的回忆我以为大致可信，晏氏骑驴下乡有流传至今的照片为证，至于其在经费上的律己，只要我们想想，平教会的经费很多来自美国财团的捐赠，如果晏阳初个人生活奢华，接受、使用捐款的手续不清，精明的美国人会如此慷慨地给晏氏持续支持吗？

如何评价侯外庐的晏阳初印象？其实侯先生自己说的很清楚，他虽然和晏阳初比邻而居，却“不曾有一次正面相遇的机会”，说这种印象得自传闻应该不过份。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种传闻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晏氏深受西方文化洗礼，且为虔诚的基督徒，其平素行事和生活格调有那么一点“洋味”，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考察侯外庐之所以有这么一种“晏阳初印象”，晏阳初身上的“洋味”是因素之一，但更重要的，则正如上文所述，必须推原到思想、理念上的严重分歧，而思想、理念上的这种对立正是看人容易先入为主的要害。

晏阳初的思想简而言之，他认为中国农民有四个基本问题，就是“贫、愚、弱、私”四个大字，而“贫”是根本，农民生存都成问题，所以没法讲究卫生和教育，更不会热心公益事业。针对这四大问题，他提出了在中国农村开展四种教育，以“生计教育”救农民之贫，以“文艺教育”救农民之愚，以“卫生教育”救农民之弱，以“公民教育”救农民之私。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追求点滴改进的路径，未触及社会制度之根本，且容易被视为企图抹煞阶级对立。这种路径自然为追求根本解决的人所轻蔑。侯外庐先生就说：“（晏阳初）的特点是，常常不以中国人的立场分析中国的问题。我一向认为他搞的那一套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不相矛盾，与国民党统治利益更不相抵触。抗战期间，通过一年的旁观，我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晏阳初自称欲救治国人之贫弱愚私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他热中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以‘乡村建设’的倡导者自居，却决不缩小与中国百姓之间的鸿沟。退一万步，如果说晏阳初心中真有一个乌托邦的话，我想，那也兴是布施者构想的幻境，而这位布施者自己口袋里的钱，也不过是从美国人那里得来的。”

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的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解决之道？历史已给出了答案，这里不论。不过，我们可以对侯先生为论证晏氏路径之无益所举的一个例子略作分析。平教会买了田租给农民，“没有实行减租，也没有改变定额地租的办法，他们与一般地主的不同在于，逢歉年，允许佃户免偿缺额”，所以，侯先生认定其没有“改善农民经济地位”和“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关系”。照侯先生的意思，平教会大概只有买了田一文不取地分给农民，才能算“改善农民经济地位”和“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关系”了，可是我们知道，平教会本身不置产业，其经费几乎全部来源于募捐，如果按这样做下去，能够坚持几天？

侯外庐对晏阳初的批评很有代表性。正因为思想和理念上的差异，很少对宏大问题发言，追求点滴进步的晏阳初极易被判定为一个阶级调和论者，统治阶级的帮忙和帮闲者，可是我们回到我上文所举的问题：人类有没有超越国家、种族、阶级界限的共同敌人？时代进步到今天，我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像晏阳初所列的“贫”“愚”“弱”“私”正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这样的敌人所要威胁的，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府哪一个阶级，而是全体人类的共同利益。消灭这样的敌人，需要人们携起手来，泯灭一些狭隘的界限。

只有具备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才会有晏阳初开创的这样的伟大事业，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晏阳初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五柳村2008年5月12日收到

   1215年，在泰晤士河的兰尼米德草地，约翰王与25名贵族代表签署了《大宪章》，对贵族每年向国王交纳多少贡赋、继承遗产时应交纳多少遗产税等都作出规定，从而在人类宪政史上写下了最为光辉的一页。

《大宪章》的核心价值是，第一，确立了对国王课税权加以限制、国王征税必经被征者同意的条款。从此之后，国王的权力将受到来自制度的约束，而且这种约束将不再限于一般的臣属劝谏或文化习俗的制约。除了通过合法程序，他不再享有对自由臣民的征税的权力，不再拥有武断专横之权。第二，国王征税必须得到“别人”的一致同意，其中隐含着人民开始拥有国事咨询权的意思，因而成为后世“无代表则无税”原则的基础。第三，不许对商人任意征税的规定突破了以往贵族反抗王权的局限性，有助于贵族们与市民的联合。所以，尽管在表面上《大宪章》只是一份申明国王权限范围、体现封建贵族意志和自由的宣言书，但它仍然成为英国宪政转型的一个起点。

“未经同意不得征税”原则的建立，必然出现由谁来代表纳税人表示同意或反对的“代表性”问题，以及建立一个能够进行讨论、表决的机构的问题，于是，议会应运而生。议会从它诞生那天起所具有的最重要的职能就是限制国王征税和主持财政税收的立法，并最终使它从贵族议政性质的设置演变为代议性质的政治机构。

1297年，爱德华一世因对外战争、国库空虚而急需增税，遭到议会强烈反对，被迫签署补充条例《无承诺不课税法》，承诺“未经国民同意”不得以“紧急需要”为名征税，每年国王还要向国民宣读一次《大宪章》，从而再次确认了《大宪章》的法律效力。

13世纪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城市市民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这使他们所缴纳的财产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当国王把他们作为征税的重要对象时，也不得不遵循“未经国民同意不得征税”的原则。于是，平民代表——乡村骑士和城市平民先后进入了议会。1343年，骑士和市民议员第一次单独召开会议，两院制自此诞生，英国议会发展成为社会各等级均在其中占有席位的代议机构。由于赋税主要是由普通国民承担的，而下院（即平民院）更有资格代表全体国民，因而在征税权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14世纪90年代以后，议会通过的税案上已不再有“经上、下两院批准”的提法，而是改为“征得上院同意，由下院批准”。下院制税制度为几个世纪后其控制政府财政部门和实行责任内阁制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议会还逐步获得了对政府财政的监督权。大约在14世纪中叶，议会已经有权规定税收收入的使用范围，有权任命财政监察员以监督税款的征收和使用过程，有权组织专门委员会审查政府财政和王室财产情况。

17世纪以后，英国税收的宪政精神进一步成熟，国王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与议会之间多次因税收问题爆发冲突。1640年2月，为了通过税收筹集与苏格兰军队作战的费用，查理一世又一次召集议会，期间与议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最终引发了内战。1649年，查理一世因为践踏“未经同意不得征税”的原则而成为“人民公敌”，被送上了断头台。

1688年，英国经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奠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实现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成为最早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1689年，英国国会制定《权利法案》，其中第4条规定：“凡未经议会允许，借口国王特权，或供国王使用而任意征税，超出议会准许的时间或方式皆为非法”，在国家法律上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宪政民主制度，议会承担起推行公共财政制度的历史责任。

法国的民主之路比英国曲折得多。路易十四时代，为建立绝对君权体制，国王经常以种种免税特权对贵族和教士进行收买和驯服，正是这种仅有少数人可以享受的免税特权加上对平民的苛征激化了社会矛盾，埋下了大革命的种子。1787年，路易十六要求通过举债和增税计划，导致其与高等法院的持续冲突，1788年巴黎议会否定了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路易十六为了筹集税收，迫不得已于1789年重新召开自1614年以来从未召开的三级议会，却引发了大革命，步了查理一世的后尘，成为因忽视和践踏代议制原则而被送上断头台的又一个牺牲品。就在这一年，法国发布了著名的《人权宣言》，规定人民财产不得任意侵犯，将宪政精神融入宪法和法律之中，终于走上了宪政民主之路。《人权宣言》和其后的若干份宪法与英国的法律一样，都贯穿着限制征税权和负担平等的精神。

人类的宪政之火也在北美殖民地点燃。远在独立战争前，赋税问题就成为北美爱国者与宗主国英国之间整个斗争的中心点，独立战争更是直接起因于宗主国的课税和干预。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议会在一致通过的《独立宣言》中指责英国“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指出纳税而无代表权是暴政，从而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无代议士不纳税”，成为美国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提出的一个正当理由，后来又成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即“无代表则不纳税”。

惊心动魄的财政历史表明，欧美宪政制度的演进是以议会争取制税权的斗争为起点的，在这个漫长、曲折和流血的过程中，最终主宰人类主流文明的宪政精神是源源不断地流动着的、承袭着的。英国有一句谚语：“税收是代议制之母”。在15世纪之前，批准纳税几乎是议会唯一的职能，议会主要的就是一个纳税人的会议，议会最初体现的也并非是什么民主理念，而是财产权作为对主权者约束在先的理念。所以，在任何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里，财政的实质就是议会中心主义，体现的是一种纳税人至上、王在法下的精神。促使英国向宪政民主体制发展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等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宪法性文件，都是在议会反对国王征税权的斗争中产生的，著名的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也都是从纳税人的抗税运动开始的。

中国的情形则完全不同。自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以来，皇权专制始终是传统政治的唯一核心，虽然为了维持庞大宗法体系内的和谐与平衡，这个制度在其自我调整空间比较充裕的时候，也会对自身过分专制化的趋向加以一定抑制，有一些对君主权力的法定限制手段，如议、封驳、台谏制度等，但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指出的：“一旦建立了独裁制，便不可能从内部把它消除。……这部机器几乎自动地保持它自己。”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自我抑制只能局限在很有限的范围之内，其专制性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被消除，相反会随着自身逻辑规定的方向恶性发展。宋代以后，皇权专制制度走向极端化，君权实现了其对整个社会的超强控制，相权被一分为三，进而在明代被取消，以“内阁大学士”代之。明代，皇帝之“敕”高于国家之“律”的制度特征发展到极端，顾炎武称之为 “权乃移于法”。

在威严无比的皇权制度下，向谁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怎样征税，完全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他所拥有的征税权是无限的，得不到任何有效的制约，地方官员则打着“圣旨”、“上谕”的旗号“畅行无阻”地征税，依靠从上至下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完成政治任务”式地征收，征收多少全凭一时一地的需要，全然不顾农民有没有承受的能力，对纳税者亦不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

中国的农民阶级从来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只有不能不承担的纳税义务如影相随。他们直接面对的是打着皇帝的旗号、代表专制皇权的各级官吏，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只能“听天由命”。皇权专制社会也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如欧洲的贵族领主）处于政府和农民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中国历史上称政府征收的赋税为“皇粮国税”，纳税者被称为“小民”、“平头百姓”，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完全忽略其权利等都是这种思想和制度的反映。这种恶劣的、毫无生机和前途的制度严重破坏了社会再生产过程，构成对小农经济的一种极大的杀伤，成为导致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引发周期性社会动荡的基本因素。中国历史上频繁的改朝换代并且社会动乱的周期越来越短，清晰地标志着中国皇权专制制度在走向极端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地、无可挽救地走向灭亡。

中、西方的制度差异如此之大，令人感慨不已。清末以来，中国亦有100多年的宪政历史，却始终没有真正找到一条有效制约权力之路。中国人引进民主理论的目的只是为了中国也像西方国家一样“船坚炮利”、经济繁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宪政民主精神的内涵。这种先天不足的宪政文化极大地影响了清末的立宪运动并导致此后一次又一次向民主法治方向迈进的曲折坎坷的命运。

在中国传统中，法律是为政治服务的，需要的时候可以用，不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不用。而作为“法律中的法律”的宪法，也就变成了各部门法中最不像是“法”的东西——没有完整的法律规范形式，没有法律责任和违宪审查作为后盾，不能对社会生活起实质上的调整作用，而流于形式。

这种影响至今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然十分顽固，久久挥之不去，并突出地反映在人们的财政观念上，认为财政税收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是为政府服务的。宪法中只规定了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税法中只提出纳税人为单纯的“义务人”，而纳税人权利则几乎被完全忽略。政府是在征收和使用自己的钱，跟纳税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纳税人无权说三道四。

    人民代表大会无法成为真正的财政、预算的立法机关（因为有更多的法律产生于人大之外），无法成为政府与纳税人利益进行交涉与协调的场所，无法发挥对国家法律秩序的监督与引导功能，因而也就无法创造出一个公平正义的税制和阳光的财政预算体制来。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回答记者有关政府改革的提问时，突然提高声音说了以下将载入史册的话：“我想讲一个公共财政的问题，这是很少涉及的问题。我们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使公共财政更好地进行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好地改善民生和改善生态环境。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当代社会，国家财政的宪政民主化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世界上几乎所有倡导民主法治的国家，无论其发达程度、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历史传统如何，都在宪法中设置了财政税收法治的内容，或在有关国家机构、权力分配、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中对财政体制的法治性质做出明确的阐述，并几乎无一例外的将相关的权力赋予议会。除此之外，人类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其他发展之路。

总理无疑是懂得财政史的，他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必然规律：社会的发展、变革，无一不是从财政体制的改革起步的。受此启发，我的看法是，未来的体制改革即将启动，它的标志，就是我国财政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将涉及制税权、预算权归属、政府征税及用税权的来源与治理机制、十三亿纳税人权利的法律确认等等。一台生动的活剧即将在我国政治大舞台上演，让我们张开双臂迎接她的到来吧！

五柳村2008年5月12日收到

    “全球化”问题说到底就是发展问题。世界上的各地区、各民族都有发展问题，必由之路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如今是“网络”时代，更是谁也漏不掉。只不过发展有先后、程度水平有高低、文化有差异，自然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居的地位也就有很大的差别。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起领先和主导作用，是几个世纪的历史造成的。从文明发展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一条从中古进入近现代的线路：与中世纪决裂的思想革命——人性和理性的解放、商业革命、工业革命、科学思维与发明、贯穿其间的从贵族的自由主义到理性的、遍及民众的自由主义和19世纪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等近代思潮。这些改变人类社会面貌的革命性变化，无一不在西欧发生，并向世界各地辐射。

当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在近代的西欧接踵或交叠发生的时候，中国和东方还没有走出中古社会；因此是历史决定了中国以及亚洲不可能主导“全球化”进程。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东西两大文明的差异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冯友兰先生所谓“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把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中西文明迎头碰撞作为“交流”的起点，则在这“起点”上，中国和西方即处于差距有如天壤的不平等地位。就是说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姑不论中国在这以后所走的道路何等崎岖，仅在社会发展上就决定了中国将长期落后的态势；以致至少在20世纪当中，“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有一种说法（在中外都有），认为中国在18世纪，或在清代的康雍乾，学术思想界已有了近代科学的思维。如胡适之论戴东原，美国汉学家艾尔曼之论朴学的理性内涵等。还有的说，乾嘉学派不完全是政治压迫造成的，而是反映了“前”近代时期的思想。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个时期的思想界与个性解放无关，戴东原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极其尖锐，斥为杀人不见血的刀子；但终其极脱不出读经、解经的圈子。康雍乾时代的个人无论才识如何出众，均不可能对社会有什么启蒙性的触动。从明万历以来的传教士传来的那点儿西洋文化知识，在汪洋大海的中国夜郎自大和自我封闭的心态中，实在微不足道。比较普遍的国民心态，仍是杨光先的“宁使中国无好历，勿使中国有洋人”。杨光先本人没有好下场，然而从康熙晚年起的“百年禁教”又无异于复活了杨光先的那些鬼话。

这些个说法，与硬说中国早在明代已有“资本主义萌芽”之说，属于相同思路，都忽略了中华帝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的封闭性和落后于时代。它如同一支密封的罐头筒，必待外力才能把它打开。康有为早有鉴于此，在《上皇帝书》中已明言：“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

自从国门被迫打开了一道缝至清末民初，由中国的一潭止水起了波澜，中国同域外、主要与泰西文明不可能继续隔绝下去了；当然历史的惰性常使中国左脚向前迈出一步，右脚又立刻缩回一步。外面竭力从这道门缝挤进，里面则竭力或拒斥之，或在困惑中朦胧地意识到世态正逼着中国必须变一变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

于是，洋务运动中的一些明审之士向世界睁开了一只眼，看到西方的物质文明，然而在当时仍不是全民族的共识，以致李鸿章要慨叹“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

另有一批先进分子与“洋务派”只看重洋枪洋炮不同，突破了“中体西用”的观念。从严复到康梁，以及薛福成、郭嵩焘、容闳等人，认为不仅要看到物，还要看到精神。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说：“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

戊戌改良运动虽被镇压，但思想继续发生作用。内外压力迫使清廷表示要筹备“君主立宪”。五大臣放洋，虽只看到些皮毛，他们写回的报告毕竟以赞叹的口气叙述了他们见到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

世纪之交的中国经过半个世纪的迟疑和徘徊、斗争和镇压，对世界上的事已不那样完完全全地愚昧无知了。客观上，中国迟早要裹进世界潮流，已不可避免。孙中山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20世纪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世纪，在这一百年中，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推翻了绵延数千年的帝制，袁世凯、张勋之类的“复辟”闹剧，有如电光石火，共和立宪思想深入民众各阶层。逆潮流而动的北洋军阀在北伐战争中一个个灰飞烟灭。

近90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卷入的爱国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开启民智的运动，各种新旧思潮如潮水般在中国大地涌动，相互激荡，形成空前的思想交锋的真正百家争鸣的局面。人们可以对五四运动的特征提出各种解释，说它是激进主义、理性主义的思想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是打倒“孔家店”、反封建传统的运动等等。但其中对中国前途命运最具启蒙意义、概括得最恰当、且已成为既定观念的，是从西方迎来的“民主”和“科学”。此后的中国历史，有前进，也时有后退，但“民主”与“科学”是永远需要提倡和坚持的。假如排除了德、赛两先生，则激进也罢、温和的渐进也罢，便无所归依，“五四”就失掉了灵魂。

可以说，西洋文明之进入中国固然自19世纪开始，大量涌进则在“五四”时期，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成为时风；尤为有意义的，是其后续影响所及，使20年代至40年代，成为古今中外思想自由交汇和相互激荡的时期，呈现出“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当时“新旧军阀各霸一方，但它们在实行反动统治的同时，始终未能达到思想上学术上定于一尊”（周谷城先生语）。真真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各种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等，争奇斗艳，所达到的水平，今日亦难望项背。放眼这几十年的中国的文化思想世界，中国实已走上了接受西方文明的道路。“这就好象以盐水来冲淡水，盐水成份愈多，则淡水中必愈咸了。”（张东荪语）至40年代的下半叶，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呼声已经形成为在当时的“国统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镇压人民自由的浪潮。

40年代后的中国，继续更深地陷入长达十数年的国内外战争，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切的一切都系于战争的结局。在全国抗战和继后的全面内战的非常时期中，不可能认真地提出国家的发展问题，上述中外古今汇合的局面亦大为受阻，几至中断。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起至1976年的30年当中，先是“冷战”的前十来年的“一边倒”，继之则自我孤立，全国从上到下大搞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在1956年虽曾宣告过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不过话音未落，政治运动便又以大得多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地卷遍全国，从反右、反右倾、“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工农业生产也是搞的，建国后的头十几年生产发展、经济增长也很见成绩，但同样是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加上“计划经济”，全然不顾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规律和市场的规律和作用。一句“人民公社好”，举国响应，造出了亩产万斤的神话。那时居然竟有科学家跟着浮夸风转，让科学听命于愚昧和狂妄，为“亩产万斤”作出何以可能的“科学论证”。一时间，群众像发烧般哄起，以为凭着这种冲天的热气和干劲，就可以在若干年内“超英赶美”，“穷过渡”到所谓“共产主义”去。胡绳同志在他的近著中指出，这些个违背科学规律的思想只能说“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

关起大门、暗于世事，是这一长时期的基本特点，“文革”则是其“极端”。当外界早已一日千里，新一轮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迎来“信息革命”的年代，中国还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与三百年前的杨光先何其相似？），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文革”后有人提出“球籍”问题，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

20世纪的最后20年是中国现代史中最具转折意义的20年。“转机”从此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亲历过那些对我们民族命运和前途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文革”后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两个凡是”、彻底否定“文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改革开放方略，等等。诚然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受到各种阻力，企图让历史车轮倒转，“左”的根子实在太深太长。但是时代不同了，中国已随着“文革”的结束和对几十年反正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进入了一个根本性变化的新时期。中国在20世纪最后20年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从“文革”时及其以前的背向世界转向面向世界。

如今举国上下都在讲“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什么？依我们看，落到实处，就是挂在人人嘴边上的改革和开放。改革是对内，开放是对外；两者相联，缺一不可，是不可有丝毫动摇的兴国救民之本。

最后这20年虽只占一个世纪的五分之一，但它的意义和所发生的变化，超过了前此的任何时期。然而，由于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之碰撞的先进文明绝缘太久太深，差别还大得很、隔膜得很。道路是漫长的，只不过刚刚起步。

例如，我们要参与全球竞争，要加入WTO，但谈判进行得那样艰难和旷日持久，其中固然有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设置种种非经济因素的政治障碍；同时也确实有我们自己的发展水平问题。作为“全球化”和全球竞争的“后来者”，中国只能在发达国家早已制定的条款和“游戏规则”上进行“讨价还价”。

再如，在许多加入许多公民权利等国际公约问题上，中国也有相类似的问题。中国接触国际上通行的道德和文明准则是比较晚的，前文已讲过，对西方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立宪等原则的绍介和评述，虽然始于19世纪末，但由于百年来的习惯传统以及种种现实的障碍，中国所能承诺的与各公约所要求的普遍性准则，一直存在差距；以致在签字加入这些公约的同时，又保留着自己的解释和实行的权利。

以上这类问题都不只是某一单方面的问题。但只就中国一方来说，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坚持改革开放，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样的事，也无论中国还将发生怎样的曲折，不动摇地做好自己的事，提高我们的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发展水平，改变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地位是绝对必要的。

改革开放是我们的长期战略，否则就谈不上搞“现代化”，无论有什么风吹草动，绝不能有半点犹豫，或变相的动摇。在这改革开放的20年中，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就是思想解放、个人自由、民主建设，从总体上讲在近半个世纪以来还是很有进展的，虽然不免时时受到来自“左”的习惯性的干扰。大体上从80年代中期开始，首先在知识界思想界，各种思潮的介绍、评述和讨论，一直没有间断过；问题覆盖面之广、不同意见的辩论和交锋之激烈和深入，是几十年来所没有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全球化、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等等，无一不被涉及。国外每出现一种新思潮，国内很快就有译介并引起争论。这些讨论虽然还只限于在一定圈子里进行，而且意见分歧甚烈，也不尽成熟和深入，但对于活跃思想，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从长远看，其意义不可低估。这种初见苗头的自由讨论的局面，还需要进一步形成社会风气。将来写这一阶段的思想史时，这种讨论和辩论是不可遗漏的。

最后顺便讲几句所谓“亚洲价值”问题。20世纪后几十年中，亚洲、主要是东亚，前后接踵发生了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奇迹”和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一起一伏，都联系着对“亚洲价值”的存在和评价问题。“奇迹”达到高潮时，经济中心向东方转移之声鹊起，并极力凸显“亚洲价值”的功效；“危机”来临时，又说“亚洲价值”不灵了；而后又出现了复兴和转机时，又说“亚洲价值”还有作用了。

问题是何谓“亚洲价值”？有没有那么一种放之亚洲而皆准的统一的“价值观”呢？亚洲与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很不同。欧洲有同根的文化，从小亚细亚到两希文明，到基督教文明，以及近代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支脉很多，但都串在一条线上。所以在谈论欧洲文明、欧美文明，并由此衍生出一种“西方价值观”来的时候，在认识逻辑与史实的结合上是说得顺的。亚洲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不像欧洲那样异流而同源；中国的、印度的、马来的文明等都不是来自同一文化源泉，其发展毫无相同之处。根本就不存在亚洲国家共同的人文传统、并由此而支撑亚洲经济的振兴。至于说“儒家”的影响更是不究事理并无限被夸大了的。曾倡言“亚洲价值”的马哈蒂尔、李光耀，从不认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认同“儒家”。日本受儒家影响较多，日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但若谈起从“明治维新”以来的经济增长、工业化等等，所谓“儒家”影响就根本用不上；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已明言之；日本的发展与“儒家”无关，主要学的西方。

“亚洲奇迹”也好，金融危机也好，今后肯定会再振兴也好，都最终取决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市场经济的日臻发达，民主与法治的日渐完美，人权观念的日益增进。

所谓“亚洲价值”，一时间在中国也颇有同情者和响应者，主要有两方面的心理在起作用。一则以自别于在全球化居主导地位的 “西方价值”。这种心理有些复杂，既要与“国际接轨”，又担心戴上“西化”的帽子，始终没有干净利落地摆脱姓“资”姓“社”的困扰。二则从弘扬民族传统出发，非常乐见“儒家”的再起，如说市场经济的思想早见于《易经》，《孟子》里有“民主思想”之类。总之今日社会发展的精神因素早寓意于传统文化中，是“古已有之”了。再退一步讲，中国果然是“儒文化”的国家吗？且不说哪怕是略懂一点“儒”文化的，今天在有文化的国民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七十岁以下的人几乎极少人知道“论孟”讲了些什么。要发展高科技、要搞市场经济、要进行国企改革、要用科技装备农业、要发展“三资”企业、要加入WTO，要吸引外资也要到外面去投资、要实行民主和法治，总之，要以更大的步伐和胆略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等等，哪一条是从“儒”家来的？

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单纯的“儒”，简言之，是“儒道释”三合一而以“儒”为主的。这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它的意义寓于丰富的历史文化，寓于尊德性、道问学，其中许多抽象的道德律具有超时空的价值，在如今人们常感叹世情淡薄、公德不昌的情况下，在我国仍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与现代文明社会所需的一般道德准则基本上并不牴牾。但若讲现代化的建设问题，则传统文化便无论怎样也扯不上关系。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始终离不开如何对待西方文明的问题。中国汇入“全球化”进程本身便存在一个两种文明的关系问题。在文明的碰撞中吸收和接受西方文明，已是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事实；不是接受和不接受的问题，而是接收什么、吸收什么的问题。既然与人家有差距，就要学习和追赶，这是普通常识；丝毫谈不上所谓“西化”，而且也“化”不了。同时，既然有吸收，就必定有扬弃。常见这样的现象，有些人暗于西方文明的精髓，却把人家已经唾弃和“异化”了的糟粕拿来以为时之尚者，这至少是十分浅鄙的。

    21已经过去了近十分之一；我们认为仍是邓小平那两句话，一个和平问题——即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一个发展问题，哪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至于我们中国自身，则改革和开放是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的。今天如此，明天如此，以后仍如此。可以说是我们的“永恒主题”。

五柳村2008年5月12日收到

    日前偶然读到胡适的一则轶事，说他晚年与老友梅贻琦诀别时，看到梅的家属唱歌祈祷，勃然大怒，大声说：“这是愚蠢！”论者认为，“这与他少年时代铸塑成的无神论思想是前后一贯的，颠沛造次，不肯须臾忘却，老而弥坚，确实难能可贵。”这使我想起鲁迅对死的态度，他在去世前四十五天写过一篇以《死》为题的文章，明言“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自称是对于死的“随便党”，而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始终把死看成“自然的法则”，所谓“花开花落两由之”。鲁迅和胡适两人后来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甚至颇为对立，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这两位大师在漫长的岁月中，却始终坚持他们早年所倡导的科学精神，至死靡他。

    两位大师对“五四”初衷的执着坚持，令人感慨，发人深省。

    一段时间里，“告别五四”之声不绝于耳。理由之一据说就是“五四”鼓吹“科学主义”，错误地批判了人文精神，是工业社会技治主义的滥觞。这些趋时者搬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论”，试图抛弃“五四”精神，在致力于“科教兴国”的今日中国，实在大悖于时，使人有不能已于言者。

    我们决不能告别“五四”先贤倡导的科学精神。这是因为科学精神虽然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但其灵魂归根结底是求真，而这种精神是先进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明永恒性的核心价值观念。恩格斯认为封建中世纪的本质是“奴役、压迫、偏私、迷信”：奴役是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压迫是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偏私是宗法上的亲缘枷锁，迷信是思想上的垄断控制。启蒙就是反对这种中古黑暗体制的思想斗争，而五四运动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反封建的革命，就本质说和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是相通的，“五四”先贤正是以求真为主要思想武器，向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核心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开辟了道路。

    求真就是以实在为本根。真理的根基在客观实在，“五四”先贤痛感中国主流文化充斥着虚妄迷误，鲁迅曾痛心疾首地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五四”先贤认为，要改造这种“国民性”，惟有提倡科学的求实精神，敢于面对真理。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期第一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此无常识之思想，无理由之信仰，欲根除之，厥为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这些写于90年前的文字，今天读来，仍然掷地有声。想到时下一些为官者钻营官位，虚报政绩，欺上瞒下，舞弊营私；经商者贪财牟利，贩制假货，以次充好，偷税瞒产；治学者沽名钓誉，剽窃抄袭，捉刀代笔，伪造数据……凡此种种，使人觉得似乎掉进了一个泡沫世界。从哲学观点看，客观实在永远是认识的基础，在事实和价值之间，必须坚持事实本位，为此就必须弘扬科学精神，求真务实，非如此，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会被泡沫化。  

    求真就是以理性为先导。近代启蒙思想主张，“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理性被赋予了把握真理的至高无上的能力，康德把“敢于认识”（sapere aude）称之为“启蒙运动的座右铭”。理性正是通过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体现出来的，它的对立面是宗教独断论，而其精神实质用卡西尔的话说就是“除了朝向四面八方的自由运动外，不应当有别的约束和权威性强制”。相反，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支柱是“敬天法祖”，一个是彼岸的权威，一个是此岸的权威，当然还有实际代表此二者的“从君”及对皇权的顶礼膜拜，用胡适的话说，当时的中国是“遍地乩坛道院”、“遍地仙方鬼照相”。在这样的语境下面，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便是社会进步的第一要务。为此陈独秀提出“三勿”纲领：勿尊圣、勿尊古、勿尊国，就是号召国人不迷信天上地下的权威，不迷信祖宗的陈规戒律，不迷信落后陈腐的国粹。他说，“偶像倘不破坏，人间永远只有自己骗自己的迷信”，并发出精神自由的独立宣言：“我有手足，自讨温饱；我有口舌，自限好恶；我有心思，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人。”“五四”前辈发现了一个强大的可以扫除迷信而救国救民的科学理性，怎能不欣喜若狂、奔走呼号？鲁迅正是这样说的：“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亡国种灭’的中国，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抚今追昔，在今天21世纪的中国，我们却又感受到“骸骨的迷恋”的阵阵妖风：占卜星相、拜佛祈福、巫医神汉、风水勘舆，四处泛滥，甚至侵入到某些高层执政者的政治生活。反过来，目前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却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98%，农村居民则低至0.7%，与美国2001年已达到的17%相去甚远。科学的事业是理性的事业，一个无理性而为迷信观念支配的民族，只能在集体无意识的盲动中走向毁灭。“五四”之路是科学理性之路，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把中华民族从这条道路上拉向倒退。

    求真就是以民主为依托。“五四”先贤从中国传统社会的专制体制对思想自由的压抑中，看到科学与民主的共生关系，陈独秀就把“德”、“赛”二先生比喻作“车之两轮”。从一定意义上说，民主就是捍卫真理的制度安排。回眸“五四”，我们可以看出先贤在这方面的两点基本诉求。一是学术独立。禁锢自由思想是一切专制制度的痼疾，鲁迅曾经沉痛地说：“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真理是价值中立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陈寅恪认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原则。行政权力不应对学术探索妄加干预。陈独秀面对当时的黑暗势力，大声疾呼，为了科学真理，面对“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也在所不惜。二是学术宽容。要容许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学派并存互竞。丁文江说：“科学的态度是极平等的。知道各种科学走的路，虽然不一定是一条，路上看见的景物，虽不一定是一样，然而出发地点是相同的。”“五四”一代学人后来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激烈分化，有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但对学术问题却始终坚持循事求理、尊重对手的原则。蔡元培掌北大，以“兼收并蓄”为宗旨。胡适与鲁迅分道扬镳，而鲁迅对胡适做过无情的政治批判，但胡却始终尊重鲁迅，充分肯定鲁迅的学术成就，并为鲁迅的善后勉力赴之，有论者甚至认为“鲁之促胡”是使胡受到震撼而保持住“自由主义底线”的重要原因。这就是“五四”先贤的气象。

    “五四”以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人一直在苦苦地争取建立一种体制，使每个人能畅所欲言，却始终未能尽如人意，以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巴金老人还在呼吁“讲真话”，他沉痛地说：“我们找不到民主的传统，因为我们就不曾有过这个传统。五四的愿望到今天并不曾完全实现，五四的目标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达到。但这绝不是五四的错。想不到我们中间还有人死死抱住那根腐朽的封建支柱，把几千年的垃圾当作基石，在上面建造楼台、宝塔。他们四处寻根，还想用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准则‘行事、做人’。”巴老这话写于1985年，今天读来，令人为之悚然。有一种赝(伪)现代化（pseudo-modernize）值得高度警惕。常常会遇到有人利用政治体制的不完善性，凭借手中拥有的行政的、市场的或文化的资源，在大官、大款、大腕的身份之下，树立话语霸权，在这种势力范围内，普通人噤若寒蝉。在新世纪致力于建设民主法制国家的中国，我们岂能容忍出现这样的历史倒退？难怪最近我们清醒睿智的中央领导人要复述王安石的名言“祖宗不足法”了。

    就在1985年那篇题为《老化》的文章中，巴金老人明确反对有人批评五四的“害处”是“全面打倒历史传统，彻底否定中国文化”，说：“我的看法正相反，五四的缺点恰恰是既未‘全面打倒’，又不‘全面否定’，所以封建文化的残余现在到处都是。这些残余正是我们今天前进的绊脚石。”面对这些到处肆虐的封建残余，老人责问：为什么做不到“完全”？为什么做不到“彻底”？“为什么不大量种树摘取‘科学’和‘民主’的果实？”面对有些人不断地反科学主义的鼓噪，我常常十分困惑。我们当然要警惕和注意汲取西方现代化中滥用科学的教训，但是事有主次，务有缓急，当下中国不是科学被滥用的问题，而是大力提倡科学、铲除愚昧的问题。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已经看到了中国和欧美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这种错位，他针对一些人当时借西方抨击科学负面效应而反科学的言论，严正地指出：“我们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历史是具有讽刺性的，胡适先生不会想到，他90年前的这番话今天似乎正在直斥他的不肖子孙。谓予不信，请看另一位智者震撼心灵的临终遗言。龚育之先生病危之际，读到一段王蒙关于批判科学主义的言论，他当即让妻子孙小礼老师折个角，并说“这段话我以后要引用”。小礼老师在纪念文章中沉痛地说：“现在他已经不可能引用了。”这段话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则是学着美国人的口气……甚至也瞧不起在中国还远没有普及的科学与技术。在中国不下力气批判迷信而去超前地批判科学，唉！”这一声“唉”，是多么无奈，又是多么沉痛啊！这是从王蒙心底呼出的，也是从龚育之心底呼出的，更是从一切勇于承认自己是“五四”传人的人们心底呼出的。

    不是告别“五四”，而是传承“五四”。巴金老人深情地说：“我说我是五四的儿子，我是五四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在今天的中国，哪一个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志士仁人会不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五四的儿子”？让我们永远高举“五四”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前进！

五柳村2008年5月12日收到

  据陕西省石泉县人民法院网站报道：县法院在五一节表演古案今审和今案古审，“击鼓升堂”的旅游人文景观(08.5.5)报下面是报道全文：

县法院在五一节表演古案今审和今案古审，“击鼓升堂”的旅游人文景观(08.5.5)

五一节的到来，石泉的燕翔洞、中坝大峡谷、鬼谷岭等旅游景点迎来了很多了观光游客。为服务旅游兴县，普及法律意识，宣传人民法院，我院在县城的仿古一条街表演古案今审和今案古审，“击鼓升堂”的旅游新景观。     古案今审和今案古审全部由我院部分干警五一前参与导演、编剧、排练等完成的。将位于仿古一条街的原城关法庭进行仿古改造和装修，更符合了剧本的要求，又组织干警到河南内乡、开封、山西平遥等地进行了考察，两名干警主动制作了三个剧本，从考察到制作、排练完成仅用了一个月时间。法院干警主动放弃五一节假日休息，从5月1日到5月3日每天早上10：00和下午16：00准时表演，现场周围围满了群众，他们看了演出后对我院的演出赞不绝口，每场戏都迎来了观众的热烈的掌声。特别的观光的游客对我院的古案今审、今案古审更是感到非同反响，即给广大的群众和游客带来了娱乐，同时也为他们宣传了法律知识。     我院的演出不仅得到了群众和游客的赞扬，同时也得到了县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县政府领导也希望我们再多创做一些好的题材，为石泉旅游和法制宣传添上一道亮丽的风采。

北美的华文网站顶顶华闻于 2008-5-10 2:13:38 (北京时间: 2008-5-10 14:13:38)转发了西部网发表的 刘俊锋  的详细报道，也全文转发如下：

陕西石泉县法院的法官们5月初穿古装模拟古代庭审，自编自导自演，开庭审理了当地一起民事官司，庭上法官干警等都身穿古装，说古语，引得“观众”阵阵大笑。据悉法院以“今案古审”的方式进行普法宣传，在全国法院系统尚属首次。

据称此举在全国法院系统尚属首次，有人认为普法教育效果良好，也有人认为这种方式值得商榷故事：民女潘金花年轻貌美，嫁给村民武大发，后遇到广东大款西门大，西门大挑唆其与武大发离婚。

县衙内：一班衙役手执棍杖站立两旁，夫子、县令依次堂上就坐，县令一拍惊堂木，大喊“升堂”。

县衙外：石泉民女潘金花披头散发，浑身带血，哭啼着击鼓喊冤。

县令：“何人击鼓？”

衙役：“一女子门外喊冤不止！”

县令：“速传她上堂问话。”

5月初，石泉县法院的法官们，别出心裁地在该县仿古街“石泉县衙”内，自编自导自演，开庭审理了当地一起“打工妹潘金花离婚”的民事官司，引起了当地群众的关注。法院以“今案古审”的方式进行普法宣传，目前在全国法院系统尚属首次。

剧本源自生活“离婚案”成了普法宣传戏

石泉县法院有关人员说，这出戏是在他们曾受理过的一起离婚案件基础上改编而成的：

民女潘金花年轻貌美，嫁给村民武大发。因家境贫寒，潘金花外出打工，遇到广东大款西门大，受其金钱引诱，潘金花与西门大私下交好并约定一同回乡，西门大挑唆其与武大发离婚后与自己一起生活。

回乡后，潘金花假装被打，上石泉县衙大堂击鼓喊冤，要求县令判令她与武大发离婚。县令升堂，将武大发传唤到堂，见其老实淳朴，不像残暴施虐之人。遂细细盘问，详加观察，明白内情后，用计使潘金花看清了西门大之无情本色，感受到了其夫武大发的一片真情。潘金花幡然醒悟，与武大发重归于好。“近些年来，随着石泉外出务工人口的增多，一些人在接触接了外面的精彩世界后，人生观、婚姻观或多或少都发生了改变，其家庭也正面临着婚姻危机。”该县法院工作人员说，在这次“今案古审”中，他们模拟古代庭审，现场说法，让群众在庭审中受到普法教育。

角色全由法官干警扮演穿帮引得“观众”阵阵大笑

5月3日上午，在该县仿古街“石泉县衙”内，县令、夫子、衙役全部身着古装，三尺公案上方挂着“明镜高悬”的牌匾，案头放着惊堂木和红绿头签、签筒，大堂内两边设有笞、杖架，大堂外设有鸣冤鼓，仿佛让人一下子走进了古代庭审现场。

法院有关人员介绍，庭审上的角色全部由县法院的法官、书记员和干警扮演，法院领导还不时客串。

由于大家都是初演，古装戏与现实的交融，以及法官们穿帮和忘记台词时，常常引得“观众”阵阵大笑。

石泉县法院院长邬一波说，此前，他们曾专门派人赴河南开封、山西平遥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购置道具。刚一开始以这种方式“审案”，便引起了一些群众和游客的关注，县上有关领导也纷纷赶到“县衙”观看。据了解，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已收到了良好的普法教育和“旅游兴县”的效果；但也有一些“观众”认为，这种普法形式值得商榷。

5月以来，法院已在“石泉县衙”编排审理了《打工妹潘金花离婚》、《石磨杀人案》、《高大壮伤害案》三起案件。 昨日，安康市中院有关人员说，石泉县法院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今案古审”不仅起到了普法效果，也使得法官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而此举目前在全国法院系统还属首次，已得到了有关领导的肯定。

在顶顶华网该文后的 网友评论： 

  即可得 评论于2008-5-10 3:13:36 (北京时间: 2008-5-10 15:13:36)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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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法制建设的悲哀。照此，上面也可以帝王将相，锦衣上朝，好给全国老百姓普及政策教育，通俗地宣传开明盛世、和谐社会啦！

  扩大化 评论于2008-5-10 3:42:46 (北京时间: 2008-5-10 15:42:46)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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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帝制的前奏。

  ang 评论于2008-5-10 5:19:6 (北京时间: 2008-5-10 17:19:6)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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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回去哟！回到商汤时期去吧！那里很好玩。

  旺旺® 评论于2008-5-10 8:7:9 (北京时间: 2008-5-10 20:7:9)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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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混蛋将法院当趁戏园子

  胡摇® 评论于2008-5-10 8:59:40 (北京时间: 2008-5-10 20:59:40) 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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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蹋共产党!!!

  212808® 评论于2008-5-10 9:5:6 (北京时间: 2008-5-10 21:5:6) 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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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疯子，纳税人的钱不是钱吗！

  逃汽的可乐® 评论于2008-5-10 10:50:36 (北京时间: 2008-5-10 22:50:36) 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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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骇人听闻啊
 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相关链接：[网友留言]法官扮县太爷,生动普法还是胡闹？

“县太爷”普法:一场游戏? (来源：新华网友)

德国之声中文网 历史 | 2008.05.10 作者：亚思明 

焚书日：历史的惊叹号 

75年前的丑陋一幕 
 
1933年5月10日，在戈培尔的精心策划和授意下，纳粹分子在柏林广场上演了一场野蛮文化浩劫，两万多本图书付诸于炬，其中包括马克思、海涅、弗洛伊德、卡夫卡、雷马克、布莱希特等无数思想巨匠的“非德意志”作品。德国之声记者报导如下。

柏林焚书仅仅是一个标志性的开始，纳粹德国的其它城市也纷纷复制了类似的可耻一幕。遭到封杀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厄运也接踵而至，他们有的流亡海外，如托马斯·曼；有的被捕入狱，如漫画大师卜劳恩；有的对未来失去希望而选择自杀，如茨威格；有的死于集中营，如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国评论家奥希耶茨基。于是，5月10日被定为"焚书日"，为历史画下一个警戒性的惊叹号。

然而，75年前的精神文明暗夜既非开创性的起点，也非确定性的终结。与熊熊烈火一同升起的"异端"学说的滚滚浓烟飘荡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领域上空。例如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四次"焚书"事件，其中包括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毁书71万卷的乾隆皇帝。《旧约》也曾见证塞琉古帝國的征服者将巴勒斯坦法典扔入火海的疯狂；欧洲国家自毁字纸的渊源上可追溯到公元前的罗马帝国时代，如凯撒大帝统治下的军队纵火焚毁埃及舰队，大火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代表着希腊文明的大量藏书和五十万份手稿化为灰烬。

上演焚书闹剧的柏林倍倍尔广场

在基督教成为"国教"，取得世俗社会的控制权之后，打击异端的行径益发变得有恃无恐：1309年，巴黎禁毁了三大车犹太教典籍；1415年，捷克神学家胡司及其全部著作在康士坦丁被判火焚；西班牙于1490年焚毁了一座藏有六千卷书的藏书楼；105年之后，马丁·路德象征性地把教皇谕令投于烈焰之中；至1596年，意大利仅克雷莫纳就焚毁了一万二千册书。焚书在中世纪变得十分常见，异端分子也动辄被扔到柴木堆上，如哥白尼日心学说的追随者布鲁诺。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各国君主的书报检查也特别严格：奥地利曾一度下令关闭图书馆，俄国焚毁了一万九千种相关书籍；1817年，簇拥在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黑红黄三色旗帜下的德国学生社团公开销毁象征法国大革命成果的拿破仑法典。

即便是在异己言论相对受到宽容对待的当今社会，焚书的火苗也未能得到彻底扑灭。例如2001年，德国斯瓦比亚地区的一伙年轻的基督徒点燃了一卷《哈利波特》；2006年，《安妮日记》被德国东部的普里茨人烧毁。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革命者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斗争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就是将对方的言论文字悉数消灭于有形与无形之中。

纳粹文化部焚书公文
焚书并不是思想的唯一禁锢方式，却是较为常见的毁灭方式，因为火焰不仅富有革命激情，更有传统意识形态里的净化、消毒功用。中世纪以来，人们普遍相信上帝会安抚葬身火海的邪恶灵魂，点燃一团烈火同时也是一种庆功邀赏的情感宣泄。

自从19世纪法制建国以来，由上而下的政策性的焚书运动已经偃旗息鼓，但民间自发组织的销毁敌意言论的放火行为依然此起彼伏。1922年，柏林年轻人还曾大肆焚烧"肮脏、罪恶"的文学书籍，一名纳粹部长还在国会大厦为之公然叫好。

虽然焚书并非纳粹的专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将轻易饶恕他们犯下的历史罪行。一位名为Theodor Verweyen的德国学者在其著作中指出，单单在柏林就有"500吨的书籍杂志"灰飞烟灭。而其他城市被毁书籍的数量、广度和种类更是从此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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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以反传统著称的“五四”运动爆发将近九十周年之际，举国上下却正在回归传统。从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到教育部要求小学生唱京剧，从学前儿童咿咿呀呀背《论语》到企业家纷纷投身学费昂贵的“国学班”，弘扬传统的“国学热”方兴未艾……
    然而就在二十多年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掀起的“文化热”，其氛围、诉求却与“五四”完全合拍，而与“国学热”针锋相对：欧风美雨，深入人心，批孔孟，斥传统，出国潮，西学热，……以《河殇》为突出标志的清算中国传统，投入西方文明的热潮，构成了只有“五四”才能比并的文化景观。
    在那个年代，即便是一些堪称思想解放旗帜的文化大师，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些中国传统的可取之处，通常也会遭到猛烈抨击。如李泽厚师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在“文革”后首次系统地探讨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对孔子等古代思想家给与了高度评价，这令一些年轻人深感失望，王蒙、刘再复等人对传统的肯定也受到一些激进派的嘲笑。
    今夕复何夕？历史真的如此诡谲？短短不过二十几年，中国人的文化诉求竟恍若隔世。
     变化尽管巨大，其实不难理解。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空前的经济繁荣，国内国际的种种诱因和刺激，全球化时代捍卫本土文化价值的近乎本能的诉求，文明古国的深厚情结，又唤起了中国人对自己悠久历史文化的自信和自豪，从而有条件有基础也有需要重新估价自己的传统，在市场化改革所经历的精神震荡中寻回文化家园，确立人生价值，重建精神信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是“反国学热”到今天的“国学热”，正是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从怀疑、反省、否定到寻觅、重振、回归的历程。
    这是我们的文化生命所经历的又一轮凤凰涅槃吗？
    那么，此时纪念“五四”是否有些不合时宜？或者，此时应该怎样纪念“五四”？
    面对“国学热”，“五四”精神真的已经暗淡无光，真的要被传统吞没吗？
    似乎出现了这种迹象。
    “国学热”在从“五四”往后退。君不见，从耆宿大儒到贩夫走卒，“河东河西论”“儒家文化拯救世界”论此伏彼起；“我们有的外国没有，外国有的我们早有”的心态逻辑甚嚣尘上；以所谓东方神秘主义贬科学甚至反科学，将科技妖魔化成为时髦。而所谓 “政治化儒家”则不遗余力地攻击现代民主理念，他们不仅要重建儒家在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还要将儒家的伦理政治主张直接确立为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教合一的吁求，较之清末的顽固派犹有过之，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国学热”中对传统的无分析的追捧，令人不由想起鲁迅说的红肿艳若桃花，流脓美若乳酪。某些人士正祭起传统特别是儒家大旗，向着五四的旗帜：科学与民主开炮。
    这样的国学热，是将国学变成民族前进的绊脚石，是将国粹变成国渣，继续让死人拖住活人。
     更有甚者，“国学热”不仅在从“五四”往后退，甚至在从孔子往后退。孔子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开创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理性精神。例如他将《易经》从算卦的书变成哲学的书，从和鬼打交道的书变成和人打交道的书（冯友兰语），剔除了《易经》的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空前地提高了〈易经〉的文化品位。但在国学热中，各种国学班都有“易学大师”在装神弄鬼地算卦，都有“风水先生”在给房地产老总上“国学课”，课程的内容当然只能是“左青龙，右白虎”云云，最后就在最高学府的课堂上玩起了“奇门遁甲”。更有连国学的门还没找到的营销先生，摇身一变成了“国学应用大师”，还标榜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但瞧他如何讲道：“佛”字就是一个人字加上一个美元调过来，因此佛是最能赚钱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气功大师”过时了，“易学大师”、“风水大师”、“鬼谷子大师”、“奇门遁甲大师”——“国学大师”又招摇过市：
    东拉西扯，东抄西拼，驴唇不对马嘴；浅薄不堪，装腔作势，阿势媚俗，无聊无耻，招摇撞骗，欺世盗名；乌烟瘴气，沉渣泛起，……直让人想起胡适描绘的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景观：“这遍地的乩坛道院，遍地的仙方鬼照相”……
    这样的“国学热”，是将国学恶俗化，商业化，痞子化，狗屎化（王蒙语），是在化神奇为腐朽。
    不言而喻，我们必须警惕和抵制这样的“国学热”。
    “国学热”中迎“五四”，我们应切记，继承和弘扬传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只能从孔子往前走，不能从孔子往后退；只能从“五四”往前走，不能从“五四”往后退。
    从孔子往前走，就是要反对蒙昧主义，就是要启蒙，而不是“蒙启”（李泽厚师语）；就是要提倡理性主义，培育批判意识，高扬人文精神，将孔子的仁者襟怀创造性地转化为新时代的文化生命。
    从“五四”往前走，就是要同情地理解“五四”：“礼教吃人”的控诉错了吗？巴金的《家》错了吗？曹禺的“家”（《北京人》）错了吗？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祥林嫂》、《孔乙己》、《离婚》错了吗？都没错！应充分肯定“五四”运动（包括其反传统）的历史正义性和必要性，在继承“五四”的基础上超越“五四”。
    今天，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体西用”已经实现了，但“五四”的愿景：科学与民主的实现还任重道远。
    我们还是应该在五四精神的照耀下审视、继承和弘扬传统，也就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引导下汲取我们的文化资源。
    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即便是那些曾经非常好的东西，也必需在一种现代的思维方式、现代的文化结构、现代的价值度量、现代的生活态势中调适、融合、消化、升华。
    在过分地热衷于“祭孔”的时候，还是有必要听听李卓吾的话：“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其所以无议论也；二千年以来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
    在盲目地执着于传统的时候，还是有必要借鉴李大钊的批判：“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节’的名词，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
    在变态地沉迷于儒学的时候，更有必要记住日本人的羞辱：“支那人盲目以崇儒教，真枯死之国民。” 
 
文章来源：天益首发 2008-05-08 01:30:25，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tecn.cn）。

2008年春天的脚步刚踏上这块土地，先生就走了，那是四月二十六日的傍晚，我守在他身边，目光在他和枕边仪表间无数次地飞速游移，先生的呼吸越来越弱，心跳忽高忽低，血压一点点下降，无论是升高（血压）药还是强心剂，在六时四十五分那个刹那全都没有了意义。我平生第一次眼睁睁看着一个生命慢慢地逝去，揪心、无奈，突然，我象疯子一样大叫了一声：先生，你活得真是一个人啊！我想，当时周围那么多人一定感到了我的唐突，可我脑海已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先生是去年12月住进医院的，没几天，那本刚刚出版的《历史背影》的样书到了，我十八日去探望时，先生一见面就急着让她内侄女桂芙“取书”，然后艰难地坐起来，在扉页上题签：“孙正荃先生存念 贾植芳 2007年12月上海”。字迹虽显潦草却依然苍劲，这回还特地加了五个字：时年92岁。这是先生二十年来送给我的第二十本书，而且几乎都是书刚寄到，便递到了我手里，而且几乎每回都有一句“拿去玩玩”，可这回没说，这回说的是“等我好一点就回去，还是家里好。”我说，对，到时我来接你。先生的情况一直比较稳定，到四月中旬，他还是每天手不离书，夜里照例要写日记，有几天还写得很长，一天，谢蔚明夫人来，（谢是先生一辈子的患难好友，已住院多日且已几次危重），告辞时，先生说：“回去告诉老谢，世界这么可爱，走了实在可惜。”人生无常，怎么转眼先生自己也就这么走了呢，只把一个巨大的背影留给后人，想到此，我立时挽了一联：先生背影远去，后学愤然前行。

何以要用这个“愤”字？

我是1987年夏天同先生相识的。那天，我们一帮编写教材的老师准备拍个照留个念，大家住在复旦大学第九宿舍一幢曾是陈望道先生住过的小楼上，这里林木葱茏，绿荫如盖，幽谧而雅致，决定就在此地取景，在请蒋孔阳先生时，巧遇贾老，他穿着一件粗布上衣，皱巴巴的，听说请他一起照相，啥话没问抬腿就走，那年他已七十一岁，脚步仍是那样矫健，师母连声喊他换套衣服，他却早已同簇拥他的人说着一口山西土话，朝林阴深处走去，那潇洒自如和随意大方的举止，让人感到他已经完全进入了自由境界。从此我就走近这位自称“洪宪生人”的“秦坑余人”，我们一起神聊一起叹息一起愤怒又一起开怀大笑，我虽比他小二十来岁，但用先生的话说，因为我“也经受过许多磨难和坎坷，所以我们一见如故”（拙著《艺术的失落》序）。我几乎每隔一两周就会去他那里瞎吹，有段时间，为了帮先生整理点东西，曾集中聊了十四次长达三十多个钟头。我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走进先生心灵深处，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先生心里实在积聚了太多的孤独和苦闷，确实，就像许多朋友了解的，先生性格开朗率直，说话诙谐幽默，平淡中时见异趣，但是他达观背后也确有不少无奈，他无力抵抗思想暴政，唯一属于自己的那座堡垒便只是自嘲和叹息了。西方有位诗人这样写道：已是黄昏/人消融于晚霞/于是他把一切抛弃。先生不是这样，作为“喝鲁迅奶长大”的中国学人，他更入世，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他依然对现实中的热点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对个体生命的忧戚充满了人文关怀，从《冰点》被封杀到一次次的矿难，从章诒和的愤懑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她拍案而起，先生不出门而知天下事，心情那么热切姿态那么鲜明，联系到自己的人生经历，就使他内心不能不同时充满了深深的苦闷和烦恼。

说几件印象较深的事吧。

2004年，晓风写了一本新书：《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请“贾叔叔”作序。先生在序文里写到了一件“书里有意回避”的事，大致是这样的：胡风晚年曾一度恢复了健康，有说有笑，可是没多久再次相见，却神情呆滞，一言不发，象是受了什么大的刺激。问晓风，只说有位诗人官员去探望时，曾向他提出狱中被迫承认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是冤枉的，能否澄清一下。这位官员一口拒绝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当年无论是梅志还是晓风，心理上依旧没有摆脱恐怖的阴影，所以没有向他透露。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贺敬之。这篇序文后来发表在《随笔》2004年第四期。不久，贺敬之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出版局再转《随笔》杂志去信，说贾先生的文章把他和胡风的关系和他对胡风平反的态度“作了与事实不相符的叙述和不恰当的抨击”，并“要求你们理应做到地将来函照登”。随即，时任主编的杜渐坤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们将按作者要求将来信发于“今年第六期”，信里还说：“我对此事实情一无所知，无权置喙，且我们只是编者，更无权更改有关史实。”那天我刚好在贾老家，先生说，他已回了一信，我看到信里好几处都有这样的话：“我老了，已经没有精力像年轻人那样去对‘道听途说’的信息追根究底”，“我老了，我这个年纪的人也已经不多了”，但是，先生的态度毫不含糊：“与我们有关的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不说，恐怕就永远没有澄清的一天。我决心在那个文章中说出我所知道的事情，正是因为存了这样一份历史责任感在心里。”我问先生，既然你“希望事情的真相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为什么要承认“道听途说”而不坚持？他摇摇头，再什么也没说。这时，我卤莽地问桂芙，是晓风告诉先生的吗？她说是的。我们马上接通了晓风电话，再次询问，那头的回答非常肯定：是的，是这样的，没错，我弟弟当时也在。于是，我再次希望先生做些修改，先生却说，（为晓风）更不能了。就这样。这样很好。我已经表达清楚了。我在底层，他在高层。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在2004年第六期《随笔》上同时读到三封讲同一件事情的信，我相信明眼人心里应该已经“水落石出”了。

另一件事情同我有点关系。我大约写了十多篇关于先生的文章，其中多数是有关先生的“故事”。有篇发表在香港《文汇报》的《贾植芳的新故事》，是唯一一篇未被删削的，一则叫《